从类型学到动态探究-兼论信仰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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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类型学到动态探究:兼论信仰流动　　摘要：自从杨庆堃提出“混合宗教”与“制度化宗教”概念之后，类型学建构成为华人宗教研究的主流。本文尝试进行视角的转换，用“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动态研究”来分析华人社会中信仰的流动。该视角一方面强调类型学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有必要对“灵”、“义”等本土概念予以社会科学化；另一方面它强调揭示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将静态的类型学考察转化为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动态的视角有助于关照到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趋势，继而发展诸多经典理论，即研究神灵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神灵的诞生与竞争”，研究信徒的流动可以丰富“改教”理论，对宗教组织流动的

2、研究则可以拓宽“教派一教会”理论的视野。关键词：类型学动态研究信仰的流动一、问题的提出最近几十年来，关于华人宗教的类型学研究十分繁荣，各种概念层出不穷，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可以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由杨庆堃提出的“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religion）和“混合宗教”（diffused27religion）。他（Yang，1961）发现，与西方社会中制度化宗教占主导地位不同，混合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混合宗教缺乏系统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神职人员，但其神话、仪式和组织与世俗制度、俗存观念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借助“混合宗教”概念，杨庆堃试图“将研究

3、者的关注点从西方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宗教类型学，带回到中国宗教的现实之中”（魏乐博，2010：43）。受到杨庆堃的启发，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Freedman，1974）提出存在着一个“中华宗教”（Chinesereligion），该范畴是指汉人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神、鬼、祖先的崇拜以及与此崇拜相联系的神话、仪式和组织，大体上与人类学所说的“民间宗教’’相当（参见王铭铭，1998）。近年来，更多的类型学被建构出来，从救赎团体（redemptivesocieties）、社区宗教（communalreligion）、救度宗教（salvationistreligion）、乡村宗教到宗法宗

4、教、中华教、民俗宗教，等等。27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宗教类型学的繁荣与翻译的差异有关。一个英文概念往往有多个中文翻译，最典型的例子还是上文提到的”diffusedreligion”。由于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来分析该概念，于是很多研究者对它非常重视，在翻译这一概念时也特别用心。尽管杨庆垄自己（刘创楚、杨庆堃，1989）把它译为“混合宗教”，但也有学者试图通过创新译名来挖掘其背后的学术意涵，由此使得对应于这一英文概念的中文词汇呈现出多样化的状况，如“普化宗教”、“弥散性宗教”、“散开性宗教”、“扩散性宗教”、“弥漫性宗教，，等等。其次，类型学的繁荣与具

5、体的历史处境以及一些学者不同的社会关怀有关。同一个范畴，在不同时期往往有不同的称呼，中国传统的教门组织就是一例，其称呼包括“邪教”、“反动会道门”、“民间宗教”、“教派”、“救赎团体”、“救世团体”、“救度宗教”等。历史上，这些教门组织严密、教义完备、仪式严谨，有祖师传承并强调救赎与度人，譬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教门包括白莲教、罗教、闻香教、八卦门、三一教、一贯道等，明清时期这些教门曾被官府称为邪教；建国以后其中一些被称为“反动会道门”。为了避免这两种称谓所带有的政治色彩和价值判断，马西沙和韩秉方（1992）用比较中性的“民间宗教”来称呼它们；同样，为了追求价值中立，加拿大学者

6、欧大年（1986）在他的成名作《中国的民间教派研究》一书中借用社会学的“教派”概念来指称这些宗教团体，考虑到“教派”一词源自基督教社会，其中隐含了西方社会中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因此欧大年特别强调他所使用的“教派”一词并不包含“排他”与“超然”（detachment）的意涵。然而，尽管欧大年在使用“教派”一词时已非常谨慎并对此加以重新定义，但仍然有学者（ter27Haar，1992）认为该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误导性，因此加以拒绝。出于类似的考虑，一些学者认为，杜赞奇所提出的救赎团体（redemptivesocieties）更切近中国社会，同时也有助于去除曾经附着于传统教门身上的“

7、污名”。但究竟该如何翻译“redemptivesocieties”仍然令许多人颇费思量，有人最初将其译为“救赎团体”，后来改成“救世团体”（王见川等，2011），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救度宗教”的新概念。在此旗帜之下，相关的学者们召开了两次研讨会并在台湾颇具影响力的《民俗曲艺》上出版了两期研究专辑，不少收录于其中的论文兼具理论关怀与现实关切，质量颇高。毫无疑问，这些努力有助于减少以往教门研究中的政治化色彩，建构更为纯粹的学术共同体，从而使相关研究向纵深推进。第三，类型学的繁荣也与学科差异有关。举例而言，在汉语学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