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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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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讲:“经学”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汉代(二)天人合一:董仲舒文学批评汉代楚辞学批评董仲舒,是汉代大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大批评家。这是因为:是他倡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从而确定了儒家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绝对指导地位;是他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和汉代自然科学对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的新认识,在先秦儒学特别是《周易》美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体系,从而为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董仲舒
2、文学批评(1)主“天人合一”,重天地之美。这是董仲舒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天人合一”,是儒家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学说。强调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事的和谐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此种学说,源于先秦,而成于汉人董仲舒。董氏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提出“天人三策”,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建立“春秋大一统”政治思想体制,以巩固中央集权。这是对天人关系所做的唯心主义的阐释。然而,董仲舒充分肯定了人和自然的统一,认为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感应的关系,即所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深察名号》),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
3、,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我们似乎感到好笑,觉得荒谬绝伦,然而,这种看似谬误的“天人感应”之说,在审美范畴之内,却道出了自然、宇宙、天地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说明人格化的自然的变化同人的情感的变化有某种对应关系,可以“以类合之”、“同类相动”、“类之相应而起”。从此,“天人合一”的基本观点,成为中国历代文学艺术创作所遵循的--项根本原则。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注重人和自然的结合,实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而在“天”与“人”的关系中,
4、董仲舒特别重人,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所以,天地之美,所注重的还是人的主体性。爱护人的生命,注重人的生命的价值,实现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乃是董仲舒所谓“天地之美”的实质之所在。(2)重“教化之功”,认为“诗道志,乐咏德”,“礼乐者,道之具”也。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又一特点是重“道”,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天子代表天命,不可侵犯,实现其皇权神授的主张。汉大赋对帝王的歌功颂德,对帝王生活的铺张夸饰,大抵皆源于此。(3)重讽谏之美,认为“《诗》无达诂”,一切评述都应该以“仁”为本
5、。董仲舒论《诗》,注重于《诗》的美刺作用,认为《诗》有“诗人美之而作”者,亦有“诗人疾而刺之”者。可“美”“刺”发挥的都是《诗》的教化功能。然而,董子又认为“《诗》无达诂”。《诗》无达诂,本是先秦人解说讲《诗》的一种原则与基本方法,至董仲舒则成为了汉儒解《诗》的理论依据。他们为适应“教化”之需,穿凿附会,使《诗》之意面目全非。名词解释:《诗》无达诂本是先秦人解说讲《诗》的一种原则与基本方法,至董仲舒则成为了汉儒解《诗》的理论依据。“《诗》无达诂”之说,为文学批评与审美鉴赏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读者可以运用孟子
6、“以意逆志”的方法,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去探索作品的艺术境界,从而充分发挥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积极性。“楚辞”之名最初见《史记·张汤列传》。汉代《楚辞》传播始自对楚辞的整理。汉成帝时,刘向收录屈宋及汉人骚体之作而成集,取名为《楚辞》。并为《楚辞》作传,作注。如刘向、扬雄各有《天问解》,班固、贾逵各有《离骚经章句》等,形成了大《楚辞》的学术格局。至于“楚辞”命名之由,当如黄伯思《东观余论》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汉代楚辞学批评刘安作为首开评论屈原及其《离骚》者,高度称
7、颂屈原的伟大人格,认为《离骚》兼《国风》《小雅》之长,把《离骚》与作为儒家经书之首的《诗经》相提并论。可见刘安《离骚传》是汉初文坛继承以屈原为代表的儒学精神、楚骚美学传统的拟骚、评骚之风的产物。司马迁继刘安之后,第一个为屈原立传,并接受刘安的观点而加以张扬,对屈原的人品和诗品作了更为精当的批评,多为发前人之所未发之论,强调说明《离骚》乃因“忧愁幽思而作”。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末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后
8、,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论述屈原之赋《离骚》的创作缘由,显然是精到之见。在《报任安书》中又说:“盖西伯拘,而演《讲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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