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的文学理论教材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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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较视野中的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曾军（上海大学中文系）提要：针对近年来的文艺学学科反思，本文在中国二十世纪近百年文艺学学科发展史背景上，将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置于现代中国、前苏联和当代西方的比较视野中予以考察。认为，新中国草创时期的文学理论没有完全照搬“前苏联体系”，而是体现出了“中国化”的努力；八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的繁荣呈现出明显的“美学化”倾向；近些年来尽管争论不断，但是文学理论的“文化化”趋势却是一致的。文学理论没有走向终结，而是在继续创新。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中国化；美学化；文化化作者简介：曾军，男，1972年生于湖北荆州，南京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现为上海大

2、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这些年来，围绕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浪潮此起彼伏。但是，真正构成对文艺学科学科合法性危机的原因无外乎两条：一是“文艺学”这个学科出身不好，沿用的是“前苏联体系”的名称，这给许多其他学科以口食，认为西方只有“文学理论”，文艺学这个学科没办法与西方学术接轨。二是文化研究引进中国并被部分文学研究者接受之后，其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都大大超越了原有的文学研究领域，而重灾区就在文艺学。在批评者眼中，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以“美学热”、“方法热”为代表的西学热，多多少少还推动了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话，那么现在的“文化研究热”则将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力

3、转向了现代理论，失去了激活文学的热情。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仅仅从观念上讨论问题只能将争论引向歧途，唯一的办法是，重返中国二十世纪以来近百年的文艺学学科发展史，将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置于现代中国、前苏联和当代西方的比较视野中予以考察，通过问题的历史化剥离出事实和真相。草创时期文艺学的“中国化”努力中国“文艺学”这个学科的创建得益于“前苏联体系”，这是毋庸质疑的事实。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学”这一学科的命名；二是前苏联文学理论教科书的影响。不过，“文艺学”一词尽管译自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但其准确地意思却是“文学学”，而非我们字面意义上的“

4、文学和艺术的理论”关于这一点，张法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做过精细辨析。参见张法：《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回望与补遗》，《文艺研究》2006年9期。在他看来，“在‘文艺学’这一俄语中译词里，包含了中国学术与苏联学术之间意味深长的冲突”。。而且，草创期的新中国文艺学学科并未完全与“前苏联体系”亦步亦趋，相反，其内在的冲动却在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61年4月，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会上，周扬作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的报告。报告强调“编写教材一定要根据总结本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整理自己民族文化的遗产，……1

5、0要编出一个好的教材首先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自己的遗产，同时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才是中国的教育学、中国的文艺学”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袁振国编：《中国当代教育思潮》，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1页。。正因为如此，以以群、蔡仪为代表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写，正是中国化、民族化的产物当然，从1951至1959年，中国出版了大约25种文学理论著作，有12种是以“文艺学”命名的，显现出“前苏联体系”的强势影响。不过，从1949至1966的17年时间来看，草创期的新中国文艺学正表现出从照搬前苏联到寻求“中国化”的

6、演变过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中苏几种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的比较来看清这个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前苏联文学理论教材有三种：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柯夫的《文艺学引论》和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于1953年由查良铮（即穆旦）翻译到中国。该书除“引言”外正文由三部组成：第一部“概论”分为“文学的思维性”、“形象性”、“形象的概念底历史的内容”和“艺术性”四章，谈的是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问题；第二部“文学作品的分析”分为“文学创作中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思想，主题，个性”、“结构及情节”、“文学作品的语言”四章，相当于

7、现在通行的“文学作品构成论”；第三部“文学发展过程”分为“风格，潮流，方法”和“文学的类型”两章，即“文学的发展论”。毕达柯夫的《文艺学引论》也是相似的结构。“绪论”交待了文学科学和“文艺学引论”课程的任务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是文艺理论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两项概括性的内容；第一章“文学的一般学说”也是关于文学的本质论，不仅涉及对文学的本质性定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文学属性特征（诸如文学的形象性和艺术性、文学的党性、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爱国主义性及艺术的历史性和全人类性等），而且还谈到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