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箴文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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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官箴文化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是指为政者，“箴”是指规劝、告诫与警示。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箴者，戒也。”另据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箴铭》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明朝徐师曾也说：“盖医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者，谓之箴，喻箴石也。”(《文体明辨·序说》)由上可知，官箴二者合用，应有两重含义：第一，要求当政者在运用权力时，要借助道德精神的力量，实行自我克制与自我节持，才能把握合适的度；第二，当政者必定会出现弊端与失误，光靠自律难以自我纠正，需要规劝、告诫与警示。否则，就会贻误大局

2、，危及自身。可见，官箴文化的核心，是从防止权力滥用的角度出发，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加以制约，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形式与监督思想。　　官箴文化最早萌发于我国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并以箴言的形式加以传播，直接影响到部落联盟机关的领导层面。据历史文献古代官箴文化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是指为政者，“箴”是指规劝、告诫与警示。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箴者，戒也。”另据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箴铭》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明朝徐师曾也说：“盖医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者，谓之箴，喻箴石也。”

3、(《文体明辨·序说》)由上可知，官箴二者合用，应有两重含义：第一，要求当政者在运用权力时，要借助道德精神的力量，实行自我克制与自我节持，才能把握合适的度；第二，当政者必定会出现弊端与失误，光靠自律难以自我纠正，需要规劝、告诫与警示。否则，就会贻误大局，危及自身。可见，官箴文化的核心，是从防止权力滥用的角度出发，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加以制约，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形式与监督思想。　　官箴文化最早萌发于我国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并以箴言的形式加以传播，直接影响到部落联盟机关的领导层面。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诲

4、己”的自戒：“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致朝。”(《全上古三代文》卷一)尧有“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淮南子·人间训》)禹有自戒的政语：“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贾谊(《新书·修攻语上》)这些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将民众视为高山或者堤坝，他们认为，民心动摇，就有如山崩地裂，自己的地位也将朝不保夕。这种自警自戒的权力自我约束形式，有助于部落联盟的正确决策，从而避免失误的发生。此外，从舜继任部落联盟长开始，创设“纳言”这一监督官职，对自己行使权力加以外部的约束。据《尚书·

5、舜典》说：“帝曰：龙，朕塈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做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颖达正义说：“帝呼龙曰：龙，我憎疾人为谗佞之说，绝君子之行而惊动我众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纳言之官，从早至夜出纳我之教命，惟以诚言，每事皆言，则谗言自绝，命龙使勉之。”通过设置纳言方式，监督权力行使，纠正领导者的失误，开创了后世设置谏官进谏制度、给事中执掌封驳诏书制度的先河，深刻地影响着历代王朝。由上可知，官箴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以及丰富的底蕴。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自为与自立相统一的哲学基础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社会实践中

6、形成了带有本民族特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独有的思维模式与观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诚如《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中华民族先人看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是依靠，或不是主要依靠神与宗教的精神力量，而是凭借自身自强不息的奋斗，完成精神与物质上的自立。而自立的动力直接源于道德的修养、知识与素质的提高。也就是，首先完成思想上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能动转化。即惟有厚德才能担当起民族与国家的重任，惟有自强才能自立。从一定意义上讲，自强与自立是来源于自为的推动，自为的最终结果是要达到自强与自立。两

7、者间的辨证与统一，恰恰真实的反映了官箴思想与政治法律实践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为政者惟有凭借官箴意识实现道德自律与外部监督，使自己纳谏如流，接受来自于各方面的批评与建议，实现“兼听则明”，才能避免失误。　　(二)强化道德自律的伦理学基础　　从官箴的“戒也”，“攻疾防患”的内涵中可以看出，它具有伦理学内涵，特别是道德预防的积极因素。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乃至为官者，一向注重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并认为是做人的头等重要事情。正如清人汪辉祖与父亲对话时所讲：“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即不官，不失为好人。自古得失有数，为官以实，

8、勿因小利而失大义。做人做官其理一也。”将官箴思想运用到政务方面，就能形成自我约束与制度监督相结合，以道德预防为主的防范与惩治贪腐犯罪的模式。官箴主动防范的思想，有助于历代官员严格自律与奉公守法，有助于净化执政环境，警惕与及时防治贪腐等职务犯罪，推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中不难看出，中华民族注重道德建设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