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东亚研究的学术理路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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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东亚研究的学术理路及其特点——亚洲学者的亚洲取向研究刍议孟凡东（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通信地址：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摘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的梳理。根据各家学说同韦伯理论的关系，将其分梳为应用、批判和自觉三派并展开分析，探析三派学术思想中有关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他们对传统儒家文化从不同方面作了反思、掘发和阐扬，为东亚文化现代化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文化资源。从而进一步总结文化东亚研究的学术特点。关键词文化东亚研究学术理路学术派别学术特点时至今日，步入现代化无疑是每一区域、

2、每个国家势在必行的趋势。那么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到底起何种作用？何种类型的文化可以推动它的前行？每一区域、每一民族国家到底应该如何利用和整合自己固有的文化资源来适应这一进程？这些都成了每一区域、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基于此，有关文化和现代化之间关系的反思探索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展开。东亚文化的现代化反思也是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展开的。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四小龙”、“五小虎”和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引起了人们对“东亚奇迹”的关注，而90年代末的“东亚危机”又引发了更多的争论与思考。对这一问题关注的焦点在于：到底东亚有没有一套

3、适应现代化的文化价值体系？如果有，它是什么？而如果没有，又该如何重构？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便展开理论探讨。一、文化东亚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为初步探讨阶段。这一阶段提出问题，东亚学者开始参与与研究这一问题，特别是中国大陆开始了“文化研究”，直到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学术界开始认识到文化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但是究竟如何研究还处于提出阶段，开始初步探讨，特别是中国大陆学者们还无力全面认识韦伯理论，中国学术界还没有真正接触韦伯理论，在80年代以前，西方及日本、韩国的学者，也大都认为儒家思想与飞速

4、发展的现代化互不相容。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些学者不仅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发生逆转，讨论的对象也从中国扩展至东亚各国。他们开始从一种新的角度去探讨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寻求现代化发展及其文化进程的新模式。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令人瞠目的迅速崛起而引致的。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在反对“西方中心说”的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的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提出了“第二种现代化模式”观点，彼得·伯格：《

5、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载于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422页。东亚学者也开始学习与吸收其观点，东亚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进程也引起了东亚学者的自觉意识，这一研究与现代东亚社会历史发展同步的特征，反映了这一课题研究的“现实性”。同时许多学科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探讨，这一“挑战性非常大”的课题吸引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这个课题不仅层面很多，接触的问题非常复杂。在某个层次上讲，不管我愿意与否，我已成为一个内在的参与者，因此有强烈的主观意愿。”《杜维明文集》（第二卷）

6、，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这一时期，杜维明、金耀基、森岛通夫、山本七平和金日坤等学者的研究先后发表。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初版于1980年，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初版于1982年，金日坤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初版于1984年。参见孟凡东：《文化东亚研究史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为深入探讨阶段。这一时期的开始是1985年《知识分子》冬季号发表了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韦伯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7、义精神》，198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了盛邦和著作《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这样，东亚地区开始全面接触韦伯理论。学者开始进入韦伯研究阶段，从各个角度，以韦伯命题的批判为切入点，国外学术界的批判引入中国，中国大陆学者也开始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的成就在这一时期比较明显，但是只是从韦伯命题出发，而没有注意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结合。通过上面有关儒家思想与东亚各国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史回顾，我们还不难看出，论争大体仍处于提出论点、撷取例证、进行理论辩难阶段。尽管已提出诸多颇具启示意义、令人深思的新观点，但总令人感到浮泛。虽对一些问题（诸如儒家“实践理性”所蕴

8、涵的“成就动机”与台湾高速经济成长的关系，中国近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