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价定性化的谬误及其发生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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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物评价定性化的谬误及其发生语境　　摘要：人们习惯上将刘兰芝、焦仲卿归为正面人物，而焦母、刘兄则被归为反面人物，这种对人物评价定性化的倾向存在谬误。谬误的发生语境既有徐陵序文的情感暗示，又有文学接受中的片面选择，还有特定时期文学史教材的引导。我们应该知道，刘焦爱情悲剧的根源在于诗歌的表层逻辑无视内在逻辑的存在，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张力，使人愈发无奈、无助，并非某些恶人当道所致。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人物评价定性化发生语境　　所谓“人物评价定性化”是指人们在评价某一作品人物时，会习惯地将人物进行简单化分类，或好、或坏、或美、或

2、丑。这种分类方式有其历史的延续性和部分的合理性，但缺乏全面性、准确性。检索有关《孔雀东南飞》的评论文章，我们不难看出对于诗歌人物评价的大致统一的结论：刘兰芝、焦仲卿是爱情的捍卫者，他们以自己的死来对抗封建家长制的淫威，以死来表明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牺牲者，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者，是彻底的受害者。既然他们是受害者，那施暴者是谁呢？除了封建家长制之外，最受人诟病的就是焦母和刘兄了。在大学一年级的课堂教学中，我们连续多年预设了相同的问题，即“《孔雀东南飞》中是否有坏人？谁是坏人？”8多年来，每年至少有一半的学生认为

3、有坏人，且坏人是焦母和刘兄。这种对人物定性化的评价来自于他们高中语文学习的经验，这种结论显然存在谬误。这一问题的错误率如此之高，使我们不由得要追问导致《孔雀东南飞》中人物评价定性谬误化的发生语境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拟论之。　　一、徐陵编撰的序文带有明显的情感暗示　　《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年代虽然被界定在汉末，而文学版本最早见于梁陈时期徐陵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徐陵所配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1

4、]序文，又名序言、引言、前言。是放在正文之前的一段文字或一篇文章，用以说明作品的创作背景、写作意图、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徐陵的序文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将刘焦之死直接归因于焦母的驱遣和刘家人的逼迫，并借时人之“伤”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这种“未成曲调先有情”的序文描写，直接引导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跟随他的思路，把人物定性化的惯性思维延续了下来。当然，徐陵的序文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徐陵的个人影响。徐陵是南朝梁陈时期的文化名人，他的才华在梁朝是被公认的。作为南朝宫体诗人的代表，他的诗歌多被定性为“艳歌”

5、，作品多为时人传唱。所以，当他为此诗作序后，虽然为梁陈本身存在的时间短暂，且梁陈流行华美浮艳的文风所限，此诗流传并不广泛。但唐宋文人为了批评南朝浮艳的文风，对徐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相当一批文人研究过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当序文本身有一定的合理性时，就很难有人对其内容是否完全准确提出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历代文人对作品人物定性化评价的谬误。8　　其次，作品选材的敏感性。徐陵的序文暗示了这首诗是一首家庭题材的诗歌，家庭题材的作品历来是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的核心。早在《诗经》时代，反映弃妇的诗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是，当时的弃妇大

6、多是被丈夫无情休弃，大家虽对被抛弃的女性无比同情，却也能广泛接受。《诗经》中《氓》对亲兄弟不仅不同情，反而嘲讽自己有些抱怨――“兄弟不知，?A其笑矣”，但仍未将“婆婆”引入家庭斗争的漩涡之中。　　再次，婆媳矛盾极易引起大众共鸣。根据现有的资料推算，《孔雀东南飞》应该是最早反映婆媳矛盾的诗歌。婆媳矛盾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逐步演变成了社会中一触即发的焦点问题，处理起来敏感又极为棘手。作为两汉乐府的经典之作，诗歌本身具备“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实录精神，这既是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也是其明显优势，因

7、为读者很容易在自己周围找到相似的“恶婆婆”。比如，宋代大文豪陆游的爱情，也是葬送于婆婆之手，而使有情人被迫分手后又生死两隔，只在文坛留下了一组《钗头凤》的佳话。这种俯拾皆是的反面教材，似乎验证了徐陵序文的正确性。正是在徐陵序文的引导下，再加上历代读者的经验验证，“焦母”和“刘兄”被深深打上了“坏人”的印记。　　二、文学接受中的片面选择导致人物评价谬误的定性化倾向　　《孔雀东南飞》高妙的艺术表现力和悲剧化情节使得它在千百年的流传中极具活力，随着时代的需要，它的传播要旨也在不停变化。8　　唐代对于《孔雀东南飞》的接受侧重在语词的继承

8、和借鉴，批判内容未变。唐初以韩??为代表的文人，看重的是《孔雀东南飞》语词的华美。盛唐时期的文人对于此诗的接受和继承则体现为或化用其语言，如顾况《弃妇诗》；或化用其意象，如白居易《筝》中对“削葱根”的化用；或对题材进行引申发挥，如乔知之在《定情篇》一诗中云：“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