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漕粮海运史料考辨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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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漕粮海运史料考辨三则三丁进军根据刘坤一的一份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断定“光绪二十七年后的漕运，虽主要是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承运，但由官方、商人乃至外国洋行三位一体的海运组织形式已开始出现。这说明清末漕运中，清政府基于财政困难，已开始借用洋行轮船共同协运漕粮，其买办化因素在逐渐发展”。作者进而指责《清史稿·漕运》“在这一问题上的记载是与事实不相符的”[25]。此结论错误。按：《清史稿?漕运》关于此事件的表述是：“二十八年……盛宣怀奏：‘近年沪局轮船，因事起运太迟，栈耗既钜，及运至塘沽，又值联军未退，费用倍于常时。二十六、二十七两年，招商局所领水脚，实不敷所出。本年

2、太古洋行原减价揽载，英、日议定商约，均欲漕运列入约章，臣等力拒之。盖招商局为中国公司，前李鸿章奏准漕米、军米悉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从之。”丁进军据此推断，“言外之意，清政府从维护其天朝大国的尊严出发，拒绝了太古洋行的协运。”拒绝太古洋行协运不假，但从文中显然不能看出清政府之拒绝，是出于“维护天朝大国的尊严”。盛宣怀已经说得很清楚，漕米、军米均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这种深意，正是李鸿章所说的，通过扶植轮船招商局，使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26]。丁进军依据的刘坤一档案内容如下：“如沙船装运，风涛难料，势必耽误程

3、期，招商局又因上年封河折回旧漕8万余石，上海、塘沽两处栈房均已壅积，未能独任承运，即经委员修补知县沈翊清、颜澍荷赴上海局太古洋行筹议商办，经该洋行兰突遗经理人和昌成号王增禄出为商办，现已议定，自上海装轮至塘沽。……所有光绪二十七年冬漕，饬由招商局兼雇太古洋轮分装承运”[27]。其实，从这段话中，我们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沈翊清等人和太古洋行“议定”来运输二十七年冬漕[28]，而不是说已经将它运送完成。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宣布漕粮改折诏后，江浙漕粮海运本应全部转入招商局手中。因招商局运输能力有限，同时也是出于对招商局的不满，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候补知县沈翊清等人前赴上海，向太古洋行华人经理王增禄商量代办事

4、宜。双方议定，将原来由沙船承担的6成交由太古包运，自上海装轮运至塘沽。无论漕白水脚，每石规银3钱2分，正米交清后，余米照章由海运局收买。至历届沙船准带2成免税货物，因国库亏空，准令该行免税1成。合同草签后，江苏先付水脚规银2万两，交太古洋行收兑。其他兑米储栈事宜，悉照招商局章程办理。江苏巡抚恩寿表示，所有议定水脚银数，较之沙船水脚每石约可节省曹平银9分零，将水脚神犒等项一并统计，每石也不逾库平银7钱5分之数[29]。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后，清廷与列强分别进行商约谈判。由于有了将苏漕30万石交由太古洋行承运之议，二十七年底，英国商约谈判大臣马凯多次要求清廷允许粮食外运，并主张将漕粮与普通大米等

5、同对待，“哓哓不休”[30]。江苏与太古谈判时，轮船招商局被蒙在鼓里，直到草约签定才得到消息。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亦为商约谈判大臣的盛宣怀电函外务部，认为清廷成立轮船招商局，“一则利不外溢，二则权自我操，非仅为保护商局起见”。现在英使迟迟不肯定约，皆因有苏漕交太古装运草约。如果草约变成正式合同，“在华商必更心寒气散，难期推广”。马使力助洋商，欲将此条列入新约，“中国若欲振兴商务，断难自行退沮”，提议苏抚废除此约[31]。他还表示，太古洋行遽肯减价揽运，“实为攘夺权利起见”。太古平时装运商米，水脚或增或减，随时涨落，“该洋行何以独于漕米愿减水脚？可见别有隐衷”[32]。同日，盛宣怀又致电外务部

6、大臣王文韶：“苏漕为太古夺运六成，马凯请入新约，永此为例。此皆委员得贿所致，苏抚已于二月廿二日入奏。尚幸合同系与华人王增禄所订，洋人尚未画押，各州县米尚未买，势必援照浙江酌请折价，合同似尚可废。现有公电到部，日内苏抚奏到，务请电旨严驳。招商局水脚去年已减五分，且每年报效皆在漕内开支，洋行所减甚微，并欲客货免税一成，意在带货免税，公中吃亏何止数分。况一入新约，准运仍必加价，多方挟制，此洋人惯技也”[33]。三月初四日，外务部回电云，“冬电已进呈，苏抚奏已先到。旨：‘户部知道’。现电驳令作罢论，勿使利由外溢”[34]，同意废除合同。因为“西律毁议，必须重罚”，经江苏与太古反复磋商，太古答应由中方

7、赔偿银7万两退约。盛宣怀答应由招商局先行垫银4万两，在招商局应收余米变价盈余项下陆续扣还。其余3万两由江苏粮道自行清理[35]。运漕合同撤销后，马凯不得不同意中方要求，又经一番周折，规定粮食不能运往外国，中国口岸则仍按原约办理[36]。综上所述，光绪二十八年太古洋行代运漕粮之事并未成行，《清史稿?漕运》所记载并非错误，更不能由此而认定，“三位一体的海运组织形式已开始出现”。[1]张恩骏编：《本局编年纪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