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到法治：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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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人治到法治：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摘要：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名词的变化，更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后的选择。人治社会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其表现出的三个特征在今天已经全然失去存在的土壤和理由；人治社会并非完全抹煞法的作用，只是法的作用从来都是受到各种限制的限制；法治与人治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特性决定法治对于人治的取代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是一种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关键词：人治;法治;权力；理性反思　　　　自西方以武力强行敲开中国

2、门户伊始，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落后于世界的无奈事实，有识之士继而谋求解决的办法，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多方位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其中充满了艰辛与酸楚，也充满了前进和反复的交织。关于人治还是法治的争论，是此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从清帝傅仪退位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到袁世凯复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终以1999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入宪为标志，宣告了这场争论至少在形式上的终结，法治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认同，人治在理论和

3、实践两个层面上彻底的反思之后被驱逐到历史的废墟里。　　　　一、人治的特征　　　　关于人治的定义和理解多种多样，但从最本质的意义上看，如果个人意志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个人的权威能够超越法律的权威，就可以将其理解为人治社会。无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宣传的“朕即国家”，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是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法无天”都可以归之为人治的类型。　　一般来说，人治社会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统治权力的取得具有“天意”或“公意”的神秘依据。欧洲的神学政

4、治家把国王说成是上帝的仆人，其意在于表明国王的权力来自于神的授予，即“王权神授”，在一个普遍信仰上帝存在的国度里，上帝是不可违背的，国王当然也不能违背。古代中国则称皇帝为“真命天子”，其目的也是为了使他们为自己的特权披上神圣的外衣，更多的时候，统治者自己为自己制造这种神圣。汉朝的官方文件在记载刘邦身世时说，刘邦的母亲怀孕前，在河边的草地上休息，梦中与神人交合，当时雷电大作，他的父亲寻找时，发现有一条龙盘附于其母身上，后来便怀孕生下刘邦，其意在于表明刘邦与神有一致的渊源，人民应该接受他的统治。法国

5、大革命时期，则是借助人民的公意，即人民赋予政府以权力来管理社会，所以政府可以为所欲为。我国“文化大革命”则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体现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所以可以“革命委员会”等组织来进行管理国家和社会，其政权的基础是人民的“公意”。总之，人治社会都需要一个据以证明自己统治合法的依据，这种依据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现。　　2.强调个人意志的绝对作用，认为个人尤其是一些贤人、能人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和普通人不一样，具有超越常人的才能，能够影响和改变历史，对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封建

6、社会里，尤其强调统治者的重要作用，孔子在鲁哀公问政时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此处的人不是指普通的民众，而是指统治者，过分夸大了君主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提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认为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可以抵得上别人的一万句话，其意在于表明只要有“天才”，人治也可以有效地治理社会和国家，而不需要法律，目的在于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做理论上的铺垫。在德国法西斯时期，希特勒的权力不受任何得限制，他一人可以

7、指挥和决断国家的一切，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是“德国国民的最高法官”，表现为典型的人治社会的特点。　　即使从理想化的角度来分析，人治社会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关于人治的提倡者首推孔子和孟子，其中孟子关于理想社会的展望是“唯仁者宜居高位”（《孟子．离娄》），那么这样的“仁者”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呢？孟子又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也就是说，需要五百年的时间才能等来一个德才兼备的“王者”治理国家，这样的理想状态让人啼笑皆非。因此，在王者缺位的几百年内，人治肯定是不完善的，而社会和

8、人民需要在五百年的轮回中，仰望“王者”的诞生，显然是荒诞的。在柏拉图《理想国》理论中，人治社会的理想状态就是实现“哲学王”治理社会的时候，他认为最好的治理是给予明晓统治艺术、具有大智大慧的“哲学王”以最高权威，因为法律是抽象的、简单的，不能应对复杂的社会和事务。并且为了践行自己的理想，柏拉图三下西西里岛，试图教导其国王成为所谓的哲学王，但迭次遭受失败，以至他最后不得不承认，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哲学王”的理想国，那么法治将比人治更好，第二位的选择应该是法治，即“第二等好”的政治。孟子和柏拉图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