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原我到文化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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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文化原我到文化通观【内容提要】十几年来，我在古典文学领域出入于叙事文学和诗学之间，但在各个具体领域都是从最原始可靠的文献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求知求真，澄清自己在学理探寻和文化焦虑上的一些迷惑。力争以比较充分透彻的现代意识和世界视境，对浩瀚的原始资料进行面对面、心比心的观照，梳理、质疑、归纳、深思。尊重自己的第一感觉，也尊重与人类智慧的平等对话，务求既解放自己的创造力，又解放原始材料的生命活力。在紧紧把握住原始资料和现代思维之张力的治学策略中，艰难行进。本文阐发的“三文原则”正是这种治学策略哲理体现的又一证例。《中国古典小说

2、史论》是我走入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一通道，在此书重印之际，我作了多少有点脱胎换骨的修订和增补，强化了“三文原则”。这“三文原则”就是文化原我、文化生态以及文化通观，意图把中国小说的叙事智慧当作一种富有生命感的精神文化现象，还原出它的本体形态的“我在”，展示它在广泛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他涉”，最终达到对内在于中国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小说叙事的“综观”。一文化原我“文化原我”意识，旨在自觉深入地推究我们所在的文化本原，“溯原于本始，致用于当今”（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原》），因而是一种开放性和自主性并重的文化理性姿态的体现。在当今全球文化

3、大交流、大对话中，我们首先面临的是拿什么样的具有原创性文化专利权的思想方式和话语表达，去平等而积极地参与这场各显智慧多样性之优势的交流和对话。首先要在文化本质上问一问:我何在?什么是我?这就使我们在中外文化沟通中，获得一个对自身文化特质及其现代价值的自省和认定的历史契机。应该说，没有全球文化的大交流、大对话，就没有“文化原我”意识的全面觉醒;反而言之，没有“文化原我”意识的全面觉醒，也就很难适应在深层次上参与全球文化的大交流、大对话。这就是文化原我意识和文化全球意识的辩证法。中国文化界在中西文化论衡上，在20世纪已经走出了两

4、步，而如今应该走出第三步。这才能与时俱进，激发一代又一代的学术的创造力。20世纪的两步，第一步以胡适为代表，文化思路是学习西方，以西释中;第二步以钱钟书为代表，中西参证，以期打通。钱钟书会通中西，化出精微之处极多。比如《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部分之一一八，由“不识镜”引申出“镜花水月喻真幻”，又联想到古希腊传说美少年映水睹容，赴水求欢，溺死而化为水仙，后世用他的名字命名自恋症（narcissism）。由此联想到张华《博物志》说山鸡“自爱其毛，终日映水，目眩则溺水”;刘敬叔《异苑》记载山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遂今死”，都有

5、自恋症的嫌疑，因此说“‘水仙花症’不妨改称‘山鸡症’”①。这种“打通”是非常渊博、睿智和有趣味的。然而当我们高山仰止，把脖子都仰酸了的时候，不妨轻松一下，把眼光转回到我们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那个足下。我们大概就会想到，水仙花症作为自恋症的专用名词，已进入西方文化结构的主流部分，而山鸡症存在于中国经史典籍的主流结构之外的志怪杂书，未经博学的钱钟书揭出，也许还是我们的知识盲点，或者说它处在中国文化总体结构的边缘部分。一个术语、意象在一种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它在民族文化记忆和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功能就不同。这种结构功能的差

6、异，就是深刻的文化意义所在。这种对文化自身意义和价值的重新认识，就是“文化原我”，就是《易·系辞下》的“原始要终以为质（质，体也）”，或孔颖达疏说的“原穷其事之初始……又要会其事之终末”，总之要从文化的本原、行程和总体结构上考辨每一个文化枝节。这种思维方式有可能成为继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历程走出的两步之后，在跨世纪之际再走出的第三步。文化原我意识的确立，要求我们的研究策略在博览世界文化风光的同时，潜心静气地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以此为逻辑起点，逐一地激活中国文化资源及其内蕴之经验和智慧的活力。具体到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我想，不妨

7、对《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进行文献学和语义学的还原研究。因为中国正史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文体目录学的概念，它处于中国文化结构的主流位置，规范着和影响着后世对小说的认知和写作，二千年来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功能价值。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就会对中国漫长的小说历程的本体论、发生学，以及它的存在形态、智慧方式和历史命运，作出一系列具有实质意义的重新认知和阐释。逻辑起点的重新确定，就是顺乎逻辑的整个诠释规范和诠释体系的根本调整和革新。由此提出的中国“小说”发端于战国，在其发生学中存在“多祖现象”等等判断，都是返回文化原点的结果。这些属于中国

8、原创性智慧的精华所在，属于文化专利权所系，是不应被某些外来的“小说”观念遮蔽不显的。当然，这种研究策略的合理性，可能会受到质疑。既然西方人已经编好了“小说”概念这个篮子，我们顺手把自家的小说果子往里面装，岂不省心省事，又节省“文化成本”?我并不否认，在20世纪前期中国人引进西方小说观念，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