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内容提要：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义和团运动之后，铁路运输也加入到漕粮海运事业中来，加速了中国运输业的近代化步伐。因此，漕粮海运对于清代运输工具的变迁，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SeatransportationofTributeGrainandConveyanceintheQingDynasty关键词：漕粮、海运、木帆船招商局、社会变迁清承明制，以河运为“正载”，但中叶以后，随着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河运漕粮难以维系下去。在此情况下，道光六年（1826年）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清政府实行了最初的两次漕粮海运；咸丰朝以后，尽管也曾试办过河运，但仅属“偶一行之” ，且数量有限（10万石左右），海运成为漕粮运输的主要形式。这种漕粮海运，既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从漕粮海运与清代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运输业的变迁，作一简单探讨，以期对漕粮海运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更多的了解。漕粮海运与清代木帆船业的兴衰漕粮由河运改海运，在改变漕运的运输路线的同时，也导致了漕粮运输工具的重大变化，即由适合于内河航行的漕船，变为适合于海洋航行的木帆船；由受限于季风等天候条件的木帆船，变为适合于远洋航行的轮船；由原始动力推輓的剥船和推车，变成为机器动力牵引的火车运输，这些变化，对中国交通运输工具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推动作用。漕粮海运后，既导致传统官解官运的河运漕粮体制的崩溃，也导致河运漕船业的衰落，加之太平军对河用漕船的征用和战争的破坏，使得江浙的漕船大部分被毁，以致于后来，当清政府想要部分恢复河运时，竟然找不到可以利用的船只，只得全部雇用民船。 而随着道光六年的清代首次漕粮海运，沙船、宁船、蛋船、卫船等等木帆船的重要性，开始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沙卫等船是一支担负着漕运和南北物资交流的庞大帆船队伍。我国东北、山东牛庄和登州的大豆向来都是用沙卫等船运往上海，转销东南各省，这种“豆石运输”是中国沿海的传统大宗转运贸易。由于雇商海运，承担运输的工具最初又全为木帆船，结果沙卫等船，在此段时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即以沙船为例，它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数量都保持在2000∽3000只的水平，船工水手也多达10余万人[i]，成为它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木帆船业的兴盛，还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海和宁波的经济发展中，看得很清楚。上海地处海疆，因地理上的关系，居民操航业者甚多，当地著名的沙船，在轮船业兴起前，是最重要运载工具，“邑中富户，多半由此起家”。由于漕粮海运，数百万石的漕粮由沪至津，“均以沙船承其乏”；同时，清政府为招徕沙船，又规定船主可以同河运漕粮一样，免税携带“土宜”（土特产）。政策上的扶持，使得上海获得了一次绝好的发展时机，沙船在此时间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船只数量大为增加。例如，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由于船只不敷使用，只得采取往返两次运输的办法。但由于获利颇丰，在第二年商议是否再行海运时，沙船主们立即表示“ 情愿赶办船只备用”[ii]，并一次性打造沙船三百余只，使得船只数量增加了近25%，可见漕粮海运与其利益攸关。沙船在对漕运“独专其利”的同时，也促进了南北的商品交流，致使“一时生涯鼎盛”；富户之由漕运起家者，也以上海“为独多”[iii]。如果说上海由于处于通商口岸的位置，漕粮海运对木帆船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得还不是很突出，那么浙江宁波的例子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浙江宁波的南北号蛋船数量急剧减少，到1850年，所存商行仅20多户，共置有木帆船100余艘，最大的木帆船载重约250吨。从咸丰三年（1843年）起，浙江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宁波“南北号”的蛋船开始在浙江的漕粮海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浙江首次海运漕粮，受雇出运的“北号”商船约130余只，其中一家单独派船6只以上的就有11家。当是为南北号服务的甬江码头的秤手、斛手、杠、挑力夫、修船、制蓬、打索的工匠甚至有一两万人[iv]。 由于浙江的海运运米量保持在六七十万石的水平，需船较多，而承运的商船不仅可以获得数十万两银子的运费和数万石的耗米收益，而且按规定每次出运漕米可得二成免税货物（约合10多万担）；商船运漕抵津卸空后，又可以前往辽东装载油豆等北货南归（约100万担），所以获利颇多。在这种高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宁波航海商人和船号，纷纷拿出所有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而且，就在咸丰三年，宁波所辖的鄞、镇、慈三邑九户“北号”船商，便捐资重修了“辉煌恒赫，为一邑建筑之冠”[v]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可见其资金的雄厚。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通往镇江以上的长江航运受阻，宁波成为上海与内地川鄂皖赣等省物质交流的重要中转集散地。这不仅对宁波港的贸易发展，也对“南北号”商船海运的兴盛，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确保漕粮海运时南北航路的畅通，免受海盗袭击，“南北号”集资7万元，购买轮船“宝顺”号，自行为漕粮海运武装护航，并多次剿匪成功，声名远播[vi]。可以说，正是由于漕粮海运，宁波的航运业及其经济才获得飞速发展，出现了鼎盛时期。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外国航运势力开始侵入中国。轮船在技术上所显示的优越性及对中国木帆船造成的竞争压力，使得中国木帆船的传统航运业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东南沿海的许多口岸，木帆船都遭到了轮船的排挤，经营范围也开始受到严重削弱。外国商船“资本既大，又不患风波盗贼，货客无不乐从，而上海之商船船户，尽行失业，无须数月，凋敝立见”[vii]。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ajesty’sConsulsinChina,1867-1870，p94。 [xi]《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xii]《海防档》，购买船炮（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816页。[xiii]GreatBritainForeignOffice,mercialReportfromHerMajesty’sConsulsinChina,1862-1864，p121。[xiv]ChinaImperialMaritimeCustoms:ReportsontheTradeatthetreatyPortsinChina，1865，p131-132。[xv]《海防档》，购买船炮（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861-862页。[xvi]《江苏海运全案续编》卷8《户部奏复苏抚敬陈管见折》。[xvii]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9-80页。[xviii]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0《试办轮船招商折》。[xix]《海防档》，购买船炮（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873、876页。[xx]夹板船为洋式帆船，风帆转向灵活，在轮船出现之前，是海船中最大的一种。[xxi]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6《华商吴南记等禀集赀购买轮船运漕由》。 [xxii]《上海县续志》卷17。[xxiii]《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折。[xxiv]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216页。[xxv]《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xxvi]《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等折。[xxvii]《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二日，署两江总督周馥等折。[xxviii]《朱批奏折》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端方等折。[xxix]《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xxx]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末可裁撤折》。[xxxi]《海防档》，福州船厂（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325-326页。[xxxii]《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xxxiii]《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xxxiv]《海防档》，购买船炮（四），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版，第911—915页。[xxxv]《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xxxvi]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2《复张振轩制军》。[xxxvii]有的学者统计，从1873至1884年间漕运收入，平均约占招商局总收入的18%，见《招商局会计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页。[xxxviii]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