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伦理：公共和谐治理的伦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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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契约伦理：公共和谐治理的伦理之道契约伦理：公共和谐治理的伦理之道契约伦理：公共和谐治理的伦理之道契约伦理：公共和谐治理的伦理之道契约伦理：公共和谐治理的伦理之道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不仅需要法律和制度保障以解决“必须怎样”的问题，也需要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价值规范和价值精神以解决“应该怎样”和“我要怎样”的问题。完善契约伦理制度、塑造公民主体的契约伦理精神，是实现公共和谐治理的重要理路。　　一、契约伦理：公共和谐治理的伦理转型　　公共和谐治理以构筑良性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良性的社会秩序包括法制秩序和

2、伦理秩序，前者以法律为手段而实现，后者以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为手段而实现。仅靠法律维系的社会秩序可能是稳定的，但会缺少价值动力和发展生机。因为，是伦理而不是冷冰冰的法律给了社会治理以价值情感和道德智慧。公共治理如果缺失了伦理基础和伦理精神，只能是“管治”而不是“善治”。契约伦理为实现公共和谐治理提供了深层的价值动力。　　（一）契约伦理及其基本原则　　契约伦理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伊壁鸠鲁以契约解释法的起源；苏格拉底因为心中确认自己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必须服从城邦法律和城邦权威而拒绝朋友的营救慷慨赴死。中世纪神学

3、契约伦理以“上帝之约”的形式昭告人生意义和救世之道，通过信众的“知、信、爱、望”确立了基督教契约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　　近代以来，霍布斯、洛克等人开创了西方近代契约伦理思想之先河。尽管二人在对“自然状态”的理解上主张各异，但都认为自然法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普遍法则，他们的契约思想展现了对平等、自由、合意、信任、义务等伦理价值的追求。而卢梭则把古典契约伦理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自由成为其契约伦理的核心价值追求，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且平等的，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即社会契约的产物。[1]康德进一步完善了近代契约伦理思想，并实现了契约伦理的道

4、德哲学转向。他运用实践理性，以道德律令为起点，建构了“社会契约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先验理念”[2]的思想。“康德比卢梭更加坚信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正当性，肯定正是通过社会契约才建立人在社会中的自由。”[3]康德把社会契约与“绝对命令”等同起来——因为“绝对命令”为人之行为提供最终根据，社会契约也就成为立法的最高标准，因此具有普遍必然性。　　自十九世纪伊始，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遭到了自由主义思潮尤其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而一度沉寂。直到20世纪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社会契约论思想，契约伦理在现代获得了新的价值支撑和

5、更高的理性发展。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4]3，同时提出了正义的两个著名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即主张要平等地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二是主张在公平机会的前提下最关怀那些处境最差者，即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论是契约伦理的展开，契约作为保障社会基本结构正义与否的方法而被选择。　　契约伦理的复兴和现代转向，为我们实现公共和谐治理，建构现代社会良性秩序提供了伦理路向，其基本原则主要有：　　一是公平原则。公平是制度伦理的基本精神。公平原则既强调契约双方或多方主体是平等的，对整个程序或行为的顺利进

6、行负有共同责任；更强调利益公平或分配正义，即“正义否认了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4]3-4。公平原则因为强调主体平等和利益公平，不仅可以满足契约主体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满足其物质需求，从而优化契约行为，实现契约目的。　　二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订立契约实质就是追求合作，而合作的基础就是对各自权利义务的承认和尊重。契约过程更强调义务是权利获得的基础。所谓义务，就是“一方当事人应对合理信赖其言行的对方当事人负责。如果一方当事人知或可得而知其行为将

7、使他方产生合理的期待，则他方就须负责实现这些期待（而不是使其落空）”[5]。黑格尔曾说：“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6]总而言之，契约主体首先要有一种价值认同：我的义务保障的是你的利益，而你的义务保障的是我的利益。契约伦理为契约行为提供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管理视界肖祥：契约伦理：公共和谐治理的伦理之道三是诚信与信赖原则。诚信是契约主体的个体要求，信赖是契约主体的相互要求。“诚”即真诚、诚实，体现的是我与自我的关系；“信”即守承诺、讲信用，体现的是我与他人

8、的关系。《管子·枢言》曰：“诚信者，天下结也。”诚信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是人类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准则。信赖是基于交往活动价值最大化的期待而对对方产生的一种信任，既包括对对方遵守承诺履行义务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信赖，也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