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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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的历史终结论是以新的面目出现的美化资本主义粗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充满虚构的形而上学思想。其肤浅和荒谬表现在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无知和曲解，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粗俗，以及脱离现实和自相矛盾。因而，遭到各种社会政治理论学派的批判。作为对立观点的，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相反的方向，表达了与福山同样的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的愿望。要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困境，必须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入手，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相互宽容，相互借鉴，和平共处的途径，而不是寻求霸权的征服和冲突。　　关键词：历史终结论；福山；享廷顿；唯心主义历史观；资本主义　　：D0：A　　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中国和前苏联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并先后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之时，以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又提出“历史终结论”，以更激进的方式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这种理论不是经济理论，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其旨在复活西方学术界几乎被人忘却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并通过歪曲黑格尔政治历史学说来重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学者关于自由世界的美妙幻想。　　一、福山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拙劣模仿和歪曲　　1989年，　当中国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改革之时，　以弗朗西斯· 福山为代表的一些美国人感到宣称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时机到了。于是，　福山在新保守主义刊物《国家利益》的夏季版上发表《历史终结？》一文，　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败，　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逐步普及全球，　成为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从此，世界将只有历史事件，而不会再有社会变革；人类历史至此终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福山认为他的观点得到了验证。于是在1992年，他将在三年前发表的文章扩展为一本书出版，题为《历史终结和最后的人》。于是，一种在美国学术界颇具争议的“历史终结论”出笼了，其以激进的方式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旨在重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学者关于自由世界的美妙幻想。　　福山自称他的历史终结论建立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但他自己却没读过黑格尔的原著。他通过法国籍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柯杰夫的著作《黑格尔导读》来了解黑格尔的学说。通过柯杰夫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解说，福山得到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不同寻常的理解。有些人认为，福山从他的老师、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艾伦·布鲁姆那里了解了柯杰夫的思想。　　了解黑格尔哲学的人都知道，　黑格尔的思想体现着辩证矛盾运动与发展变化，但其体系却最终导致绝对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封闭圆圈式运动：一切从作为上帝的绝对观念开始，最终又归结为绝对观念。甚至拿破伦也是存在于这个世界背后并掌管着人类的客观理性的仆人。绝对观念最终将自己体现在普鲁士王国的君主制体制中。由此，黑格尔狂热地颂扬普鲁士王朝。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普鲁士王国看作客观理性的化身。在黑格尔的眼里，　国家是上帝在世界上的行走和显现。因此，黑格尔是国家主义者，而非自由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个性自由主义者1。 　　1806年，当拿破伦占领耶拿时，　黑格尔在普鲁士王公贵族们四散逃窜和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　赞扬拿破伦，其行为与他崇拜皇权的思想并不矛盾，且有叛国之嫌。然而，　福山却通过柯杰夫对于黑格尔思想的解读，　将黑格尔在1806年10月13日赞扬拿破伦的讲话看作黑格尔赞同自由民主的表现，　并将这一天或耶拿之战看作历史的终结。进而，将这种历史终结的假设与美国生活方式相联系。　　柯杰夫将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格言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显然是牵强附会的。因为，黑格尔讲的是普鲁士王国而非经过启蒙运动的法国，　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与历史逻辑更加不相符合的是：　福山将耶拿之战看作法国大革命在德国的胜利，并将此看作以后的废奴和给与工人、妇女、黑人及其它少数族群选举权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开端。殊不知，法国大革命不仅不反对美国的奴隶制，而且在国内残酷地镇压了女权运动。所以，法国大革命不过是狭隘的资产阶级男性革命。然而，　福山却将此作为他的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根据。这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歪曲，也是对历史的歪曲2。 　　在的历史终结论是以新的面目出现的美化资本主义粗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充满虚构的形而上学思想。其肤浅和荒谬表现在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无知和曲解，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粗俗，以及脱离现实和自相矛盾。因而，遭到各种社会政治理论学派的批判。作为对立观点的，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相反的方向，表达了与福山同样的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的愿望。要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困境，必须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入手，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相互宽容，相互借鉴，和平共处的途径，而不是寻求霸权的征服和冲突。　　关键词：历史终结论；福山；享廷顿；唯心主义历史观；资本主义　　：D0：A　　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中国和前苏联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并先后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之时，以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又提出“历史终结论”，以更激进的方式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这种理论不是经济理论，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其旨在复活西方学术界几乎被人忘却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并通过歪曲黑格尔政治历史学说来重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学者关于自由世界的美妙幻想。　　一、福山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拙劣模仿和歪曲　　1989年，　当中国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改革之时，　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些美国人感到宣称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时机到了。于是，　福山在新保守主义刊物《国家利益》的夏季版上发表《历史终结？》一文，　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败，　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逐步普及全球，　成为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从此，世界将只有历史事件，而不会再有社会变革；人类历史至此终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福山认为他的观点得到了验证。于是在1992年，他将在三年前发表的文章扩展为一本书出版，题为《历史终结和最后的人》。于是，一种在美国学术界颇具争议的“历史终结论”出笼了，其以激进的方式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旨在重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学者关于自由世界的美妙幻想。 　　福山自称他的历史终结论建立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但他自己却没读过黑格尔的原著。他通过法国籍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柯杰夫的著作《黑格尔导读》来了解黑格尔的学说。通过柯杰夫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解说，福山得到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不同寻常的理解。有些人认为，福山从他的老师、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艾伦·布鲁姆那里了解了柯杰夫的思想。　　了解黑格尔哲学的人都知道，　黑格尔的思想体现着辩证矛盾运动与发展变化，但其体系却最终导致绝对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封闭圆圈式运动：一切从作为上帝的绝对观念开始，最终又归结为绝对观念。甚至拿破伦也是存在于这个世界背后并掌管着人类的客观理性的仆人。绝对观念最终将自己体现在普鲁士王国的君主制体制中。由此，黑格尔狂热地颂扬普鲁士王朝。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普鲁士王国看作客观理性的化身。在黑格尔的眼里，　国家是上帝在世界上的行走和显现。因此，黑格尔是国家主义者，而非自由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个性自由主义者1。　　1806年，当拿破伦占领耶拿时，　黑格尔在普鲁士王公贵族们四散逃窜和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　赞扬拿破伦，其行为与他崇拜皇权的思想并不矛盾，且有叛国之嫌。然而，　福山却通过柯杰夫对于黑格尔思想的解读，　将黑格尔在1806年10月13日赞扬拿破伦的讲话看作黑格尔赞同自由民主的表现，　并将这一天或耶拿之战看作历史的终结。进而，将这种历史终结的假设与美国生活方式相联系。　　柯杰夫将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的格言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显然是牵强附会的。因为，黑格尔讲的是普鲁士王国而非经过启蒙运动的法国，　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与历史逻辑更加不相符合的是：　福山将耶拿之战看作法国大革命在德国的胜利，并将此看作以后的废奴和给与工人、妇女、黑人及其它少数族群选举权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开端。殊不知，法国大革命不仅不反对美国的奴隶制，而且在国内残酷地镇压了女权运动。所以，法国大革命不过是狭隘的资产阶级男性革命。然而，　福山却将此作为他的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根据。这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歪曲，也是对历史的歪曲2。　　在想体系上，　福山模仿19世纪欧洲流行的，寻求世界终极的思想模式。孔德认为，实证主义阶段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完善阶段；斯宾塞认为，产业制度是高级的最终的社会制度；黑格尔则将普鲁士王国看作宇宙精神，即上帝的完美体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对这些19世纪欧洲流行的寻求世界终极的思想模式，特别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拙劣模仿。丹尼尔·贝尔于1960年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演变出来的崇高的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枯竭，其将被地方化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历史终结论也是对于这种标新立异的理论模式构建的拙劣模仿。　　二、粗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由于柯杰夫的影响，　福山相信唯心主义，然而，比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的唯心主义是粗糙、简单和肤浅的，甚至谈不上什么学说。黑格尔并不否认日常生活中客观现实对于个人意识的决定作用，而将日常生活中人的实践活动以及意识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看作为上帝的客观逻辑思想体系的外在表现，并运用一种复杂的逻辑推论来论证。但福山却简单地将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当作人的实践活动的根本原因，亦即社会历史运动本身。他认为，法国革命由自由民主思想所推动，表现为宗教、文化、道德习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物质世界；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意识能够脱离物质世界自行发展；因而，当前事件表面乱象背后的真正的内在含意是思想意识的历史。　　福山认为，一个国家选择用它的GNP的百分之几来发展国防是由作为意识的那个国家的优先安排决定的，而与国内和国外客观情况无关。他进而将生产方式看作是“上层建筑”而不是“基础”，因为在他看来，生产方式根源于宗教和文化，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追求利润的动机都根源于先行的精神领域。福山反对“华尔街日报学派”将出色的经济成功完全归功于自由市场的观点，而却认为远东社会的文化遗产、道德和宗教也同样起了重要作用。这样，福山似乎对于物质和精神的作用同等重视，但他最后还是武断地认为，不能理解经济行为根源于意识和文化领域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常见错误。夸大意识对于物质的能动的反作用的粗俗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最终导致唯心主义的精英主义。他以中国和苏联的经济改革为例，认为这些改革能够在1980年代实行是由于领导层的精英选择了“清教”的富裕生活和风险，而不要“天主教”的贫穷和安全的道路。因而，他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的根源看作领导人的意识，看作思想领域内的斗争。然而真实的情况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改革的原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对于国家的经济现状形成了正确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不仅是经过曲折获得的，而且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2。如果，领导人的思想偏离客观现实，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的改革计划便不可能成功。　　总之，福山将黑格尔的深遂的客观唯心主义变为浮浅、粗俗的主观唯心主义，并最终走向唯心主义的英雄主义历史观。　　三、虚构的历史终结 　　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福山将20世纪的资本主义民主、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看作是纯粹的思想斗争，也是思想统治物质世界的过程。在其中，西方思想胜利了。他认为，这种胜利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或二战后特定时代的消逝，而且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结束和作为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福山无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千差万别的具体特征，而却认为由资本主义思想所代表的国家制度是普遍同一的。福山以1990年前后的各国经济状况为背景，嘲弄社会主义国家的贫穷，特别是将中国大陆与台湾作比较。但他万万没有想到，10年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长，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却明显衰落。 　　福山虚构了一个历史终结的时间点，即1806年。在这个时间点上，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终结，而只留下法国或美国革命的思想。福山认为，虽然现实世界中的特定国家可能没有完全实行他所说的资本主义思想，但这些思想的理论是绝对的，是不能再改进的。福山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以他认定社会主义失败为前提。在他设想的这种意识形态终结或只有一种意识形态流行的单极社会中，追求认同的斗争，为抽象的目标而牺牲生命的意愿，要求勇敢、想象的理想主义的世界性意识形态斗争将被经济算计，没完没了的技术问题，对于环境的关注以及复杂的消费满足所取代。在这种所谓的后历史时代，　没有艺术，没有哲学，只有对于人类历史博物馆的永久性的照看，人们将因无聊而怀旧。但福山又认为，在历史终结的时候，世界将被区分为历史部分和后历史部分。在这两部分之间会仍然有冲突，族群和民族暴力将上升，恐怖主义和民族解放战争将可能仍然是重要的国际问题。但牵扯大国的大规模武力冲突消失。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掩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民主和平论”的翻版3。　　综观福山关于历史终结和后历史时代的假设和论证，其中充满自相矛盾和与现实脱节之处。首先，福山开始将1806年看作历史的终结，但在同一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却将冷战结束甚至其后尚不明确的某个时间点看作历史终结。如果1806年是历史的终结，但其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阶级斗争却完全不符合他自己对于后历史时代的定义。如果将冷战结束看作历史的终结，其后发生的大规模反恐战争和发达国家国内的政治冲突也不符合他自己关于后历史时代特征的界定2。　　所以我们可以说，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或后历史时代完全是一个缺乏客观依据的虚构。2002年，福山出版《我们的后人类前景：　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认为如果没有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终结，就不会有历史的终结。2007年，福山在一篇文章中又说，欧盟比美国更符合他的历史终结的假定4。这些进一步说明了福山的观点是自相矛盾和缺乏依据的。　　四、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与反思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和世界局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和对立，因而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显然，福山无视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的贫富差别、阶级对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将福山的学说指斥为自由主义霸权或西方霸权，指斥这种霸权主义者宣传“新的福音”，而却无视伴随社会进步而产生的许多人受压迫的情况5。 　　福山在颂扬资本主义时完全回避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及其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条件的毁灭性破坏，因而遭到环境保护主义者们的批判。　　福山蔑视非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特别是伊斯兰社会。他在《历史终结》一书中认为，像伊朗、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伊斯兰国家是一些面临严重经济政治问题的不稳定的国家，　要么让这些国家变成像土耳其那样的伊斯兰民主国家，要么让其土崩瓦解；但是，即使像阿富汗那样的伊斯兰国家实际上被（塔利班）制造出来，也会很容易地被强大的西方国家所支配。福山的这种霸权主义思想激化了民族和宗教矛盾，引起伊斯兰社会的普遍不满。　　当福山蔑视非西方文化，认为在苏联瓦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和控制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和文化群体的时候，以研究第三世界政治文化著称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并于1996年将其扩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这本书中，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对立将被文明冲突所代替，而相对于意识形态来说，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更加根深蒂固，难以消除。虽然亨廷顿因忽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而受到批评，但他的冲突论还是比福山的终结论要清醒和现实得多。 　　实际上，福山和亨廷顿的观点是从不同的方向殊途同归，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他们不懂得，要实现他们所追求的永久和平，不可能通过征服或冲突，而必须通过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对话、宽容、合作和借鉴来实现。福山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殊不知，这种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表现。从相反的方面来看，如果没有以罗斯福新政改革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吸取社会主义因素，缩小贫富差别，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话，就没有上世纪40年代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的持续发展。　　总之，历史终结论是以福山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因而，缺乏客观依据，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其肤浅表现在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一知半解的了解，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粗俗，其历史终结论的武断和脱离现实。与其对立的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从相反的方面，表达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霸权地位的相同愿望。要实现福山和享廷顿都企望的永久和平，则必须摆脱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研究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的相互宽容、相互借鉴、和平共处的途径。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主流政治理论学派以外的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环境保护主义提出了更有见地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