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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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一、中国翻译史上文质之争进程　　中国传统文学以诗词作为正统的体裁，看中的是其所缔造出来的意境和表现出来的文采，故而其能用少量精炼的词语体现其文采。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频繁，以及现代各国在文化领域方面博采众长的需要，对于原文应该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翻译，中国的译者提出不少重要的观点。　　（一）古代佛经翻译文质之争　　直译和意译之争，最早被称为文质之争，关于它的讨论始于初期佛经翻译。成书三国（约公元224年）的《法句经序》中有维祗难和支谦关于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的最早记载。以维祗难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佛经的译文表达应用质朴的语言，避免过多

2、修饰。这一些人被认为是质派的代表。而以支谦为代表的学派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因天竺语和汉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从而强调出佛经翻译的困难之处。　　他在赞赏先前学者能够在读懂天竺原文的基础上将其译成汉语的同时，又对译文中的语言表达问题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译文中胡汉夹杂，音译与直译交互使用，语言表达不够优美，用词过于朴素。支谦倡导有文采的译文文本，属于文派。　　在初期的佛经翻译时期，文、质两派都具有各自的优劣之处。质派的学者能充分领会到原语中的内在意思，但是他们在行文的过程中，译文的表述过于僵化、意译晦涩难懂，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而文派学者则关注译文表达的文采，这在一定程度

3、上对翻译质量进行了提升，但因过分讲究句式的优美而对原文进行了过多的删减，使得原文的意义难以在译文中重现。在《法句经序》中，支谦将文、质两派的观点记录在案，并简单说明了当时争论状况。但并非要彻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另外，因为佛经翻译之时尚处在我国翻译思想发展的雏形阶段，任何人无法也没有能力将文、质两派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自《法句经序》出世后，文、质两种译法的争论依旧继续，它只是为这一长达千百年的翻译策略问题的研究拉开了序幕，记录了中国翻译历史发展的佛经翻译的阶段。　　（二）近代文质之争继续　　近代的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虽然信为第一要义，但雅却是更高的追求。不少学

4、者也曾就此三原则究竟是翻译策略还是译文评审的标准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但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所限，针对不同的翻译现状和根植不同的翻译标准，各类学者都自成体系，自严复之后就再难有此类翻译理论的提出。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书中，梁启超认为：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可见，对于译本采取何种方法是各时期译者所必须面对和进行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可以采用直译为主的翻译，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立场进行意译的翻译，或是直译、意译相结合。但是，无论采取哪种策略，直译与意译的论争都将，并将一直贯穿中国翻译理论、乃至世界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并在新

5、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　　五四历史时期，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和翻译领域各种不忠实的翻译的出现，文豪大师鲁迅主张要恰当地引进异质文化。针对当时翻译界存在的一些译文牛头不对马嘴等的胡乱翻译的现象和一些学者的创造语言式的翻译，他在翻译领域坚持采用硬译的方式，即完全保留异域文化中的表达、词语等方面，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观点，并将信和顺作为他的两个翻译标准。他认为翻译必须要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

6、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但是，鲁迅这种方式翻译出来的某些译文拘泥于和原文的对应，其翻译和理论都遭到了质疑。梁启超则认为他的译文生硬、别扭、极端难懂。而瞿秋白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对鲁迅的翻译进行了批判，认为他的翻译只达到信，但却没有完全做到绝对的白话，从而导致译文晦涩难懂，可读性不强。但是值得提出的是，鲁迅所提倡的硬译标准具有其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特点，同时也由于其个人认识上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了译文文本的难懂。从现在的角度对其的分析和研究自然不必拘泥于个别过激语句和词语的表达，而应当

7、充分认识到鲁迅的这种翻译主张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体现的文化意义。　　相比之下，茅盾认为直译即在顾全句式语法的前提下，不妄改原文的字句，但并非逐字翻译；力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反对死译和顺译。郑振铎认为思想是完全能译，艺术的美是充分能译。他还在自己的《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一文中还就直译、意译问题发表了看法：译书自已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解，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大错随之，更为不对。最好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总的来说，茅盾和郑振铎在处理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