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学”未必想“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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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曲学”未必想“阿世”游宇明3对“曲学阿世”这个成语，我一向表示怀疑。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曲学”（做歪门邪道的学问）者众，真正愿意“阿世”的几乎没有。世者，世人、时尚也。世人有穷有富，有权贵有贱民；时尚有实有虚、有真有假，就算你把学问“曲”到了比柳枝还柔顺的程度，也未必“阿”（迎合）得过来。“曲学”者都是些会来事的人，这笔帐，难道他们不会算？　　“曲学”者之所以喜欢“曲学”，说到底，是为了阿谀两种人：一是权人，一是富人。“曲学”阿权，历史上比比皆是。汉朝建立之初，诸子百家都有相当的影响，儒家比较强调统治秩序，所谓“

2、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儒家的祖师爷孔丘老师发明的，做官的喜欢；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劝告统治者宽厚做人，有利于社会和谐；法家提倡“严刑峻法”，虽然有不教而诛之嫌，但对培养一个社会的法治意识有一定意义，然而，儒生董仲舒偏要“曲解”其他学派的意义和价值，力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此走向一条单行道，导致几千年的黑暗。“文革”时，因为“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喜欢李白，不待见杜甫，为了阿权，写过《甲申三百年祭》的某权威历史学家弄出了一部名为《李白与杜甫》的“学术专著”，里面专设一节《杜甫的地

3、主生活》。杜诗云：“奉乞桃栽一百根。”这位历史学家推断出“桃树发育快，布局宽，一百棵桃树的栽种，估计要五亩地左右”，可见其家庭生活之富有。杜诗曰：“柴门杂树向千株。”此君推导出：“园里有向千株杂树，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位庄园主了。”杜诗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位精通文学的历史学家居然“忘”了此处的“千”与“万”只是概数，从“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所斫伐”推论出“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以上”。时代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曲学”阿权的人依然没有绝迹。供职于中国最高学府、红得发紫的某经济学家曾公开为官员的腐败辩护说：“

4、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斯托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向权力取媚之态令人作呕。　　“曲学”阿富也成为时下一种社会怪象。古代学人没读过博士、没评过教授，没访学留洋，没做过企业咨询专家，没住过五星级宾馆，“学识”有限，“社会经验”不丰富，“曲学阿世”一般只阿到权人为止，对阿富人不太内行。现在某些官化的学人就不同了，他们不仅阿权经验多多，阿富也堪称高手。鄙人最近从几种报刊上看到不少阿富“学者”的高论。某经济学大佬说：“3房价涨得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

5、事。”某位身居全国人大常委高位的农业专家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太低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某教授说：“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否则，外国投资都跑到越南等工资比我们低的地方去了”。南方某著名大学交通学院院长更是发表过一个让全世界人民笑掉大牙的观点：“中国城市污染不是汽车造成的，而是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看看这些言论，哪一条不是为先富起来的人们说话？哪一条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一个做事总是有心理动机的，“曲学”阿权、阿

6、富者也不例外。“曲学”阿权能获得上级官员的赏识，让自己收获更大的权力；“曲学”阿富可以从有钱人那里得到利益，现在许多大公司都有所谓的公关费用，“公关”（实际上是“攻关”）“攻”的是谁，不就是那些有权的官人和愿意替自己大打广告的学人？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假设没有巨大的利益在前面等着，我们某些“曲学”者恐怕也没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去追捧权人和富人。　　知识分子是靠真正的学问和崇高的人格立足的，评判一个知识分子做的学问是正学还是曲学，客观标准只有一个：他的学问能否反映事物的真相，是否有益于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假若答案是肯定的

7、，那就是正学，值得我们大力提倡和推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是曲学，必须遭到严肃的批评甚至义正辞严的谴责。　　“曲学阿世”并不可怕，因为被“阿”者也包括了普通人，真正可怕的是“曲学”者的阿权、阿富，因为这两者都会极大地损害民众的利益，让社会在丧失公平的道路上越滑越远。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