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与现代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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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精神与现代性批判摘要：现代社会是由贵族社会脱胎而来的平民社会，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平民精神具有功利性、世俗性、平凡性，并形成了大众文化。贵族社会形成了贵族精神，具有超越性、自由性、高贵性，并形成了精英文化。在现代社会，贵族精神成为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社会在秦以后是平民社会，形成了平民文化传统，而贵族文化传统薄弱。五四引进的现代性缺少贵族精神，在以后的人民革命中形成了新的平民文化传统，贵族文化传统被清除。当代现代性也具有片面性，大众文化极端发展，缺少精英文化的制约，造成文化生态的失衡。因此，必须吸收贵族精神，建设精英文化，开展对片面的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批判。关键词：现代性、贵族精神、平民精神、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在现代社会，由于现代性的极度发展，其负面因素突显，于是，现代性批判就成为现代哲学的主题。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而贵族精神成为现代性批判的思想资源。一．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现代性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精神力量。现代性发源于西方。西方传统社会是贵族领主社会，经过市民阶级（第三等级）发动的社会革命，转化为现代社会。因此，现代社会是平民社会，现代文化是以平民为主体的平民文化，（世俗的）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平民的辛劳、贫困、实际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平民精神，平民精神具有世俗性、功利性和平凡性。周作人认为平民精神是一种“求生意志” 的体现，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而缺少超越的精神。正是这种平民精神生发出现代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催化力量。现代性有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超越性层面，而感性和理性现代性构成了世俗现代性，世俗现代性集中地体现了平民精神。现代性的感性层面是人的感性欲望的解放，它是现代性的比较深层的动力,体现为一种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禁锢感性欲望、压抑人的天性。在文艺复兴后，感性、自然得到肯定，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对这一点的认同，形成了多种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恶即人的私欲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它在传统社会受到抑制，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得到刺激而膨胀起来，从而以生产力冲破生产关系的形式而得到解放。简言之，现代性源于人（主要是新崛起的资产阶级）的物质需求，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受到新教伦理的推动，而新教伦理肯定了世俗的价值观，它认为作为上帝的选民，必须具备勤俭和积累财富的美德。这是新兴市民的价值观。松巴特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以奢侈生活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性文化，它直接促进了商品生产，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出现。这种世俗文化是现代平民的文化。舍勒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怨恨”心态：“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进步向前的，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渴求能够预测他们充满惊惧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松巴特恰到好处地描绘的新市民德行和价值体系。”[1](P15)这与他认为现代性是“本能造**逻各斯”相一致。恩格斯、韦伯和松巴特都把资本主义的起源的动力定位于普通人的感性欲望，只不过前两者谈的是物质欲望，后者谈的是性欲望，这正应了一句老话“食色性也”。而舍勒也强调现代性是一种感性心态，所谓怨恨仍然源于人的欲望，在社会竞争中劣势人群欲望不能满足,就会产生怨恨心态。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类有两种原始冲动即性欲和攻击性，松巴特强调了前者，舍勒强调了后者。总之，现代性不过是老百姓的被解放了的感性欲望，即舍勒所说的“系统的冲动造**”。欧洲现代性发源于文艺复兴运动，而它最先是以感性、自然反抗宗教禁欲主义；以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的动力仍然是物质消费和感官享乐欲望。现代性的感性层面体现为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突出地表现了平民阶级的精神特征。这种平民性的大众文化在发达的现代社会，获得解放和畸形的发展。现代大众文化崇尚时尚，满足于消遣娱乐，通俗普及，借助市场的力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的欲望的解放必然体现到理性层面上来，被理性所肯定，现代性也就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理性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更高层面，因此，当我们说现代性时，一般可以表述为理性精神。中世纪神学在禁锢人的感性欲望的同时，也以盲目的信仰否定人类理性，因而在文艺复兴的感性解放之后，启蒙运动又进一步以理性取代了神性的权威，这就是完整的世俗化的“祛魅” 过程。理性包括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价值理性），科学精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文精神（以个体价值为核心）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建立，推动着西方走向现代社会。康德确立了以理性为根据的主体性，即人为自然立法和道德的绝对命令。黑格尔以理念作为历史的本质，而理念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种自由精神。在社会学领域，卢梭提出了基于平等的民主理念，孟德斯鸠提出了基于自由的民主理念。理性精神体现为现代理性文化，科学和意识形态是它的两个方面。无论是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都是平民化的思想体系，都体现了一种平民精神：工具理性关注人对自然的利用，体现了讲求实际的功利意识。价值理性关注人的社会存在，形成了平等意识和民主理念，这是平民大众的价值观。二．贵族精神是现代性批判的思想资源世俗现代性的确立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导致异化。感性欲望的解放伴随着感性异化，人成为欲望的奴隶，被大众文化所支配，成为消费动物。同时，理性的权威取代了上帝的权威，在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造成了理性异化：科学主义导致技术对人的统治和人与自然的冲突、生存环境的恶化；平等理念和民主制度导致庸众的统治，把人组织化、平均化。现代性的压迫必然引起反抗，这就需要开展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批判不是来自现代外部，而是来自现代性内部，即现代性的超越层面。现代性的超越层面是一种反思、超越的精神力量，它源于贵族精神。贵族精神相对于平民精神而言，它产生于贵族高贵、世袭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贵族享受世卿世禄，衣食无忧，淡泊功利，形成了超越的精神追求；加之世袭积累，形成了高雅的精英文化传统。周作人认为贵族精神体现了一种“求胜意志”，具有出世的倾向，要求无限的超越。这里把贵族精神确定为自由的超越精神。孟德斯鸠认为，****主义的精神是恐惧，君主制（贵族政体）的精神是荣誉，共和制的精神是美德。这里把贵族精神确定为高贵的荣誉感。总之，贵族精神可以归结为超越性、自由性、高贵性。贵族精神蔑视世俗功利主义和非个性的大众意识，肯定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高贵。贵族精神的始祖可以上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前者反对城邦民主政治，提倡贵族精英政治，主张个体的良知高于人民的意志，并因此被“民主的暴政” 杀害；后者把精神（理念）作为世界的本原，并且让哲学家成为理想国的国王，让贵族成为领导阶级。贵族精神在现代性确立以后，并没有随贵族阶级而消亡，而是转化为现代性的超越层次，成为反思、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力量。在启蒙运动中，一方面有平民精神的代表卢梭的平等理念，也有贵族精神的代表孟德斯鸠的自由理念。自由主义的理念制约了平等主义理念的偏颇。法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自由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托克维尔出身贵族，对贵族社会赞赏有加，同时又肯定民主制度。他认为贵族制度产生了自由思想，而民主制度产生了平等意识，二者都有合理性。他承认自己对自由的评价高于对民主的评价，因为大众的平等追求超越了对自由的追求，必然带来危险，如个性的抹平、相互隔绝、醉心于物质利益、人变得渺小无力等。平民精神与贵族精是现代意识的两个方面，它们各有长短、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周作人在五四后期总结了五四运动片面张扬平民精神、反对贵族精神的教训，提出二者兼收并蓄的思想：“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2]](P15)。贵族精神对现代性的批判在感性和理性两个层面上展开：针对感性现代性的弊端，就有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针对理性现代性压迫，就有对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资本主义世俗现代性和大众文化极度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源于平民精神，满足了大众的消遣娱乐需求，是一种比较低俗的消费性的文化。精英文化继承了贵族精神，注重思想深度和审美价值，满足人的精神追求，是比较高雅、深刻的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对于大众文化有所抵制，有所提升，有所补充，成为现代文化的精华。精英文化也有世俗的层次，即所谓高雅文化，它本来源于贵族阶级，但后来被暴发的资产阶级接受、吸收，成为世俗文化的高雅层次。精英文化的最高体现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思、超越层面，包括批判哲学、精英艺术以及宗教的超越层面。艺术、宗教、哲学被黑格尔确定为绝对精神自我复归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它们都具有超越性。艺术虽然包括属于大众文化的大众艺术，但还包括属于精英文化的精英艺术，后者是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力量。文艺复兴是感性现代性发生的时期，平民主义盛行，属于贵族文化的17世纪新古典主义艺术就开始以理性精神和形式规范对感性现代性有所抵制、批判、超越。在现代性刚刚确立的19世纪初期，平民化的工具理性和城市工业文明崛起，浪漫主义艺术就继承了贵族精神，以人的自由、自然天性的名义展开了对工具理性以及城市工业文明的批判；在现代性确立、发展的20世纪初期，平民化的现代生活桎梏了人的自由，现代主义艺术就继承了贵族精神，反思、批判虚假的统治意识形态，以自由选择的名义抗争异化的存在。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继承了贵族精神，具有精英文化的特质和批判的品格。现代哲学一开始就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批判，而尼采是最早以贵族精神批判平民化的现代性的哲学家。尼采有波兰贵族的血统，他以自己的出身为荣，并且致力于弘扬贵族精神、批判平民化的现代性。尼采不仅赞赏贵族政体和等级制度，而且他的基本思想也发源于贵族精神，因此，勃兰兑斯称尼采思想为“贵族激进主义”，而尼采也表示认同这种命名。他给勃兰兑斯回信说：“您的‘贵族激进主义’一词用得太好了。请允许我说，在我看到的有关我本人的各种术语中，它可以算是最聪明的一个。” [3](P133)尼采深感现代性带来的是平民的统治，贵族精神失落，“庸众”的价值观占了支配地位，这有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伦理的渊源，而平民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卢梭负有更大的罪责。他认为现代精神已经“颓废”，“奴隶的道德”、“畜群的理想”使人“柔化”、“道德化”、’“平庸化”。因此，尼采对现代道德、大众文化以及庸众人格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也许这一段话可以集中地表达他的批判：“这个时代有着相反的本能：它急需舒适；其次，它希望观众和演员喧闹，那震耳欲聋的叫喊与集市的嗜好很合拍；其三，它要每个人都以最下贱的奴仆性向天下最大的谎言——所谓“人的平等”——顶礼膜拜，并且只把整齐划一、平起平坐的美德奉若神明。”[4](P56)为了医治现代性和现代文化带来的病象，尼采提倡“强力意志”，要“重估一切价值”，建立“主人的道德”，做“超人”。可以说，贵族精神成了尼采进行现代性和大众文化批判的思想武器。尼采以后，海德格尔、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等现代哲学家继承、发扬了贵族精神，开展了对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批判。针对科学主义的霸权，现代哲学开展了对于技术异化的批判，反思启蒙运动以来树立的“知识就是力量”的主体性信条，企图建立人于自然的平等的、主体间性的关系。针对现代价值观，现代哲学展开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寻求真正的生存意义。针对世俗现代性带来的异化，海德格尔进行了对现代性和现实存在的批判。他认为存在是超越的，而此在的在即实存是在的沉沦，是非本真的共在——烦神，使自我受制于“人们”。这种此在的沉沦表现为闲言、好奇、两可等。他批判主体性哲学，指出现代性导致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主体与图象的关系，世界图象化，产生了技术的统治以及“弃神”等现象，因此现代社会是“贫困的时代”、形成“大地的荒芜”“现在一切无条件的物化”，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他揭露现代性带来的“诸神的逃遁、地球的毁灭、人类的大众化，平庸之辈的优越地位”[1]。他否定现代性的核心理性，“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的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2]萨特以个体存在的自由选择对抗现实，并且认为社会集团导致人的异化。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如加缪、梅洛-庞蒂等也继承了贵族精神，批判现代性和大众文化。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贵族精神，开展了对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批判。特别是阿多诺建立了否定的辩证法，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附属于它的大众文化。三．中国文化的平民主义性质与现代性的片面性 中国先秦是贵族领主社会，历史短暂；秦以后是官僚地主社会，历史长远。因此，中国贵族文化传统薄弱、平民文化传统深厚。地主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平民，官僚由平民知识分子（士）选拔（汉魏六朝是察举，隋以后是科举）而来，因此官僚地主社会是平民社会，形成了平民文化，这是前现代性的平民文化。中国传统平民文化的其基础是农民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士大夫文化，士大夫文化是平民文化的高雅形式。中国虽然也存在着贵族文化，如道家文化以及《楚辞》、六朝文学（六朝存在着世族门阀，是准贵族社会）和《红楼梦》（清朝是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的联合政权，曹雪芹出身于贵族），但由于贵族社会湮灭，贵族文化传统衰落，没有成为主流文化。以平民知识分子（士）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就是平民文化，它具有功利性、世俗性和平凡性等平民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性质，也就是说实用的形而下层面与超验的形而上层面未充分分化，这就形成了“实用理性”的特征。这种实用理性的文化充分地体现了平民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把天道、天理转化为人道、伦理，既作为一套世俗的意识形态体系，又包含着宗教、哲学、美学等形上意义。这样，儒学就成为“道不离伦常日用”的、与宗教、哲学不同的“儒教”。中国的宗教文化传统薄弱，受到王权和礼教的限制，缺乏超越世俗的能力；哲学成为伦理学，受到伦理价值的限制，缺少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儒学的形上意义不是经由对形下的分离、批判而达到的外在的超越(如西方文化那样)，而是在形下的现实社会实现“内圣外王”而达到“内在的超越”。这种圣王一体的文化具有双重的整合功能，它在规范人们的现实行为的同时，又在现实世界给人们找到了终极价值。中国文化的平民性带来了自身的缺陷，这就是缺乏超越性、批判性，使中国人禁锢在伦理规范之中而难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境界。中国文化的平民性还体现在它的低俗性的一面。由于贵族传统薄弱，平民传统深厚，中国文化是“一个文化”即平民文化，大、小传统不相分隔。欧洲是“两个文化” ，即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分立，而文化的大、小传统分野明显，如宫廷艺术（悲剧、芭蕾舞）、礼节绝不会让平民染指；而贵族也绝不会接受平民艺术（民间喜剧等）和习俗。中国文化虽然有雅俗之分，但并无质的区分，雅文化与俗文化都是平民文化中的不同层次，而不是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区别。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不隔，上层士大夫与平民百姓的习俗和观念、趣味相通，如《诗经》多为民间歌谣，但成为文化经典；乐府、词曲、戏剧、小说等多起自民间，而终成为文人雅士的艺术，典型的例子是京剧，京剧不但民间喜好，也成为宫廷艺术。“一个文化”意味着高雅文化未获得独立、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低俗性。在以后的社会革命中，中国文化的平民性不仅没有得到贵族精神的提升、制约，反而更加极端发展，这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的平民化传统的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现代性的片面性造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引进和建立现代性的运动。由于平民文化传统的的影响，中国现代性在建立之初就产生了片面性。这种片面性首先体现在对贵族精神的抵制和极度的平民主义。五四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平民文化的口号，把贵族文化作为****的对象。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确立了现代平民文化的基础。在政治领域，提出了科学、民主的口号，卢梭的平民主义成为主导的思想，而孟德斯鸠的贵族主义被忽视。在文艺领域，陈独秀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茅盾也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本来世俗现代性是平民精神、现代文化的主体是平民文化，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排除了贵族精神和精英文化，造成了现代性和现代文化的的片面性。五四以后，开展了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革命，并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平民社会。同时，五四平民文化又进一步演化为大众文化、工农兵文化，包括大众文艺和工农兵文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特别是文革中，精英文化、精英文艺被当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毒草批判。同时，理论上也以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取代了精英文化、精英文艺与大众文化、大众文艺的关系问题。于是，本来是分流的大众文化、大众文艺和精英文化、精英文艺两种形态，变成了大众文化和大众文艺的两个发展阶段，精英文化和精英文艺被取消。特别是“文革”对所谓“封、资、修”文化、文艺的批判和所谓“工农兵”文化、文艺的独尊，彻底地清除了贵族精神，导致文化和文艺的极度平民化和低俗化。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艺走向极端平民化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片面的现代性还体现在自由理念的缺失。五四引进的民主理念是以卢梭的平等思想为基础的。卢梭建立了一个平民主义的价值观，以“人民主权”和“公意” 排除了个体的自由。五四引进的现代性被归结为科学、民主，其核心是平等理念，而西方现代性的另一个思想资源，即由孟德斯鸠提出的自由理念则被忽视或曲解（如孙中山提出争国家的自由而不要争个人的自由），没有与平等理念一起成为五四精神的主体。五四时期除了平等思想之外，也提出了自由的要求，个性解放就是自由理念的表现，但由于五四平民主义的影响，平等思想压倒了自由思想。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都以平等理念为根本，它们成为五四社会思潮的主流，而自由主义并没有占主导地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中说：“为人类全体幸福，当以平等之权尤重。独立权者，所以维持平等权者。惟过用其自由之权，则与他人之自由生冲突，与人类平等之旨相背驰，故欲维持人类平等权，宁限制个人之自由权。”[5](P110)而五四以后的社会革命时期，由于工农最迫切的要求是经济上的平等，平等思想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导致平等主义铲除了自由主义。郭沫若主张：“我们要求从经济的压迫之下解放，我们要求人类的生存权，我们要求分配的均等，所以我们对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6](P445)中自由理念是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它发源于贵族精神，而平等理念基于对集体价值的肯定，它发源于平民精神。自由理念是对平等理念的一种制约，避免对个性的抹杀和对自由的侵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失去了自由理念的制约，平等理念片面发展，导致政治平民主义，这为中国接受苏联的政治理念和以后走上了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预设了思想条件，甚至也为“文革”中的反自由主义和绝对平等主义埋下了伏线。。片面的现代性也体现为反思、超越的现代性的缺失。五四运动引进现代性，主要引进了世俗现代性，而没有同时注重引进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哲学、宗教、艺术对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存在一个重大的误解，即认为西方文化只有理性精神(科学和民主)，而忽略了西方文化的超越、批判精神，因此引进的西方文化，只限于科学、民主等实用层面，而缺少对现代性的反思、超越层面。五四时期发生的东西文化论战中，钱智修撰文《功利主义与学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片面吸收工具理性，抛弃“高深之学” 的功利主义予以批判，结果引起陈独秀的反驳。但陈独秀只是断言西方与中国诸圣贤皆有功利主义，没有只字提及西方的宗教生活，也没有提及哲学、艺术等其他超功利的精神生活。五四运动确立了工具理性和政治理念的权威，而西方文化的哲学、宗教、审美等形上的层面则被忽略了。造成这种局面既有文化传播在形上层面比在形下层面更困难的原因，也由于实用理性传统对形上文化的顽强抵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一直是排斥宗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把宗教等同于迷信加以排斥。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准备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届大会，引起了学生界和知识界的强烈反对，北京和上海以及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对宗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新文化代表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丁文江、吴稚晖、陶孟和等都发表了批判宗教的言论。只有周作人、钱玄同等北大五教授以信仰自由为由表示反对排斥宗教，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宗教的社会价值，但这种微弱的声音被反宗教的巨大浪潮所淹没。蔡元培在1922年4月9日的非宗教大会上讲演，说：“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求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我所尤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7](P200)西方哲学在五四前后也有译介，但由于它远离社会现实，不如科学、民主那样直接发挥救国新民的功利作用，因而被冷落，而且被接受的主要是杜威、罗素等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哲学，以及马克思的实践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形上意义的现代欧陆的理性主义哲学则较少受注意。因此，对西方哲学的引进远没有为现代中国确立一种有权威的哲学形而上学。直到l923年的“科玄论战”，才开始了对科学主义霸权的挑战。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不能取代人生观问题，企图“提倡宋学”以解决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从学术角度讲，玄学派对科学派提出的问题是合理的，科学确实不能取代哲学、宗教等“玄学”。但是，这场论战又以“科学神”战胜“玄学鬼”而告终，这说明科学主义余威之盛，也说明信仰问题被现实问题的迫切性掩盖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君劢没有为中国人找到一个合适的批判武器，他提倡的宋学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而不能战胜科学主义。五四以后，从苏联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一种应用理论，而缺少形上的批判品格。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西方文艺思潮的引进不遗余力，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但是，文学革命只着眼于文艺改造国民性的社会功利作用，忽视了文艺的形上的审美意义，而且还忽视和排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致使五四新文学缺乏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超验内涵。这就是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仅仅停留在肯定现代性和启蒙的层面上，而没有达到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高度。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向政治功利主义蜕变，而且进一步导向大众化。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以后的社会革命运动是平民主义的，缺少贵族精神的思想资源；只是在形下层面上的革命，它没有为现代中国人确立新的终极价值和批判意识。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和政治理念(民主)被引进，它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而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却没有引进、确立。这意味着文化转型造成了结构性缺陷——超越领域的缺失，中国人丧失了终极价值，缺乏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五四期间，科学主义确立了统治地位，科学成为一种宗教，形上的问题被排斥。蔡元培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似乎把注意力投向形而上领域，企图找到宗教的代用品，但实际上仍着眼于宗教、审美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并未触及为中国人树立终极价值和批判意识问题。五四以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国文化的形而上的缺失一直未获真正解决，虽然其间有一段新的天人合—，体用不二文化即传统社会主义文化，但它只不过是以政治中心主义取代了伦理中心主义，而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文化结构的片面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使中国文化极端平民化、功利化，缺乏反思、超越和自我调整的能力，社会发展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当代现代性的重建也具有片面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形成，现代性首先在经济领域确立，它表现为人的感性欲望的解放。这造成了世俗现代性主要是感性现代性的片面发展。同时，由于政治、文化改革的滞后，没有注重建设理性现代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更没有建立现代性的反思、超越层面（现代的艺术、宗教、哲学）。这就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人文精神的缺失。艺术、哲学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框架，不能反思、批判世俗现代性；宗教也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是贵族精神的缺乏和平民精神的膨胀。因此，继承贵族精神，克服平民精神的缺陷，并建立自由精神和反思、超越的现代性极为必要。由于感性现代性的片面发展，现代性批判主要应当集中在感性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对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的批判；同时，由于理性现代性没有确立，还要进行争取全面现代性特别是建立自由精神的斗争，这是中国现代性批判的特殊性。为此，应当重视贵族精神的思想资源的开发，批判片面的平民精神和大众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大众文化蓬勃兴起，迅速发展，以不可阻挡之势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大众文化的消费性与市场经济相配合，满足了人们的感性需求，也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沦落。与此相反，精英文化衰落，反思、超越的现代性薄弱，包括哲学批判性的丧失和艺术超越性的缺失。典型的事例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由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制作，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到《英雄》、《十面埋伏》，简直是天壤之别，由此可以看出市场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也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挤压。同时，所谓“小资文化”即伪精英文化流行，而真正的精英文化缺席。于是，消费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畸形膨胀。出现了这种现象：物质的富裕掩盖了精神的贫乏，感官的享乐取代了思想的追求，低俗的时尚排挤了高雅的趣味。这种文化生态的失衡，导致自由精神的丧失。青年一代不知道除了大众文化之外还有精英文化，不知道除了消费之外还有更高的价值，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人沦落为消费动物。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不能不引起严重的警觉。 西方世界世俗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膨胀，引起了精英文化的抵制，于是有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的反思、批判，从而恢复了文化生态的平衡。当代中国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大众文化方兴未艾，曾经引发过一场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那场讨论并不成熟，不仅因为其时大众文化的积极因素尚未充分发挥、消极方面尚未充分显露，应当给予更多的扶持而不是批判；更重要的是进行这场批判的武器不是反思、超越的现代性，不是自由的贵族精神，而是前现代性（传统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平民精神。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确立和高速发展，大众文化的消极面已经充分显露，亟需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但是，在当代中国，对大众文化的消极方面尚未引起充分的注意，理论界甚至出现了无条件地肯定大众文化的动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必须在理论上破除片面肯定大众文化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认清大众文化的两重性，批判大众文化的消极面，同时承认精英文化的合理性，既要容纳大众文化，也要承认“小众文化”。进行大众文化批判，必须挖掘和引进贵族精神，建设精英文化。所谓贵族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肯定人的高贵性、神性、自由性，抵制鄙俗性、世俗性、消费性；就是超越平庸的现实生活，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所谓精英文化，就是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体、以贵族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它不同于以平民精神为核心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以其高雅性、超越性和批判性成为大众文化的制约力量，同时也成为人类的精神食粮，使人类保持自由的追求，避免沦为消费动物。精英文化除了一般高雅文化之外，更包括现代哲学和精英艺术。哲学以其批判性反思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精英艺术以其超越性反抗现代性和大众文化。这就是说，建设精英文化，与进行大众文化批判是相辅相成的工作；现代性批判（主要是感性现代性）与争取全面现代性（主要是理性现代性）的斗争是并行不悖的。建设精英文化包括建设现代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规范；建立现代艺术，引导人的精神超越感性层次，避免精神的沉沦；建立现代哲学，开展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引导人们获得自觉意识，避免思想的麻痹。同时，也要注重发挥宗教的超越功能，克服现代性的世俗性，获得精神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