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唐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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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与唐蕃战争【内容提要】在唐朝与吐蕃的战争中，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对双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高山（原）反应是唐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非川战役和青海战役中败北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唐军始终无法对吐蕃腹地形成威胁的重要原因。而青藏高原上的海拔高程分界线——赤岭也由此成为唐蕃双方实际控制范围的分界线，唐人在近百年时间里只能据守海拔相对较低的赤岭以东的河湟谷地。吐蕃人虽然天生适应高海拔，但是却受制于高原人特有的畏热体质，在对唐朝展开进攻时往往刻意选择凉爽季节，这样就限制了其作战周期和战略主动性。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虚占领了河西陇右，但是对唐内地的进攻却常常由于暑热导致瘟疫爆发、军事受挫，在炎热的剑南道，吐蕃的进展尤其有限。以上说明，疾病始终是影响唐蕃战争格局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关键词】高（山）原反应畏热体质唐蕃战争自古以来，疾病与战争之关系可谓深远。例如马援南征交趾，遭受“瘴疠”侵害，士卒死亡十之四五，学界更有观点认为正是他的南征给中原带回来了恶性疟疾[1]；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据说是为了避免“瘴气”；英帝国靠海军争霸世界，一度却因为水兵坏血病而导致舰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直到1747年海军军医詹姆士·林德（JamesLind）寻找到以柠檬、酸柚汁治疗的方法，才使得英帝国海上霸权得以维系[2]。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笔者认为，唐朝对吐蕃的战争也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关于唐蕃战争，历来研究者颇多，对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唐蕃双方的影响加以研究的有康乐《唐代前期边防》[3]、王吉林《从大非川之役到中宗时代与吐蕃的关系》[4]、林冠群《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关系》[5]等等。但是对下面这个问题研究者给予的关注并不充分——青海是唐蕃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双方拉锯般进出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军队难道会不受海拔、气候变化的影响？本文认为，唐蕃双方都受到了疾病的困扰，双方的拉锯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在有意无意中服从了自然规律的安排。具体来说，唐军受到了高山（原）反应的制约，吐蕃军受到了天生惧怕炎热天气的体质特性困扰。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6]一文已经指出唐军在青藏高原上遭遇到的“瘴气”就是高原反应，但是由于文题所限，并没有抓住这点展开论述，林冠群先生的文章指出了吐蕃人畏热体质对吐蕃对外扩张行动的影响，但是没有谈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高海拔塑造的独特体质束缚了吐蕃的手脚，但同时也使低海拔地区民族难以深入吐蕃腹地，本文将围绕高海拔对双方的影响展开论述。一、高山（原）反应对唐军在青藏高原活动的影响高原病（Highaltitudedisease）种类繁多，主要有心脏病、肺水肿、昏迷、红细胞增多症、血压异常症、病窦综合征、神经与精神异常、缺氧性颅内高压综合征、指甲凹陷症等等。根据西藏那曲地区人民医院的统计，“每个进藏人员进到2700公尺以后，由于缺氧、低气压，均有不同程度的反应”[7]，例如心悸、气短等，海拔越高发病几率越大。主要的发病原因就是低压低氧，所以高山（原）病又可以称为“低压—低氧习服不良症”[8]，也有叫做高山（原）适应不全症的[9]。高山（原）反应的显著特点就是发病者主要是初上或者重返高原的世居低海拔者，而世居高原居民发病概率小。我们来看一下那曲人民医院的统计，1979年该院收治高山（原）反应患者94人，其中汉族90人，藏族4人；第一次进藏者有79人，第二次进藏者9人，第三次进藏者6人[10]。可见高山（原）反应主要危害内地赴高原者。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正是由于高山（原）反应具有这样的特点，才使得唐军在青藏高原上举步维艰，而吐蕃军队却来去自如。而且高山（原）反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平时身体强健者不见得抵御反应的能力比体弱者更强，有时候甚至比后者更容易受到某些高山（原）病的侵害，以高原肺水肿为例：“本病在高原地区患病率，国外资料为5.7～12.7%，国内为9.4%。本病男女老幼皆可发病，但以肌肉发达的男性较女性多见。20岁前后最易发生。”[11]而军队的主要组成者正是这种强壮的青年男性。至少从汉代开始我国已经有了关于高山病的记载，《汉书》卷96《西域上·罽宾》：“（赴罽宾国）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大小头痛山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12]，属于葱岭山脉，葱岭海拔之高众所周知，《汉书》所记载的病征是典型的高山病病征。对于高山（原）反应发病原因，古人进行过各式解释，比如有中毒说[13]、鬼怪作祟说[14]等，不过最通行的还是瘴气说，例如《高僧传》卷3《宋黄龙释昙无竭传》：“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此处“障气”应通“瘴气”。《通典》卷190《边防典六》记载吐蕃地理时云：“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这一说法被后来许多著作沿袭，例如《唐会要》、《册府元龟》以及郑樵《通志》等。“瘴气”说摆脱了迷信色彩，但仍然是一种错误认识。这种说法认为高山（原）反应不过是瘴气的一个种类而已，古人经常使用“瘴气” 这个词，甚至到了滥用的地步，日本丹波元简著《医賸》[15]卷中统计瘴气名称计有四十多种。冯汉镛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医书中所说瘴气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南方热带病，包括疟疾、痢疾、温病、脚气、沙虱病、中毒、喉科病、痈疽、指头感染、脱发等，而“冷瘴”一词实指青藏一带的缺氧综合症[16]，前揭左鹏先生文章亦持同样观点。杜佑所说的“令人气急”符合高山（原）反应中呼吸不畅的状况，而所谓“不甚为害”，大概是因为唐人经常与吐蕃人打交道的青海湖地带海拔一般都在3200米左右，高山（原）反应不象在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上那么致命。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唐故工部尚书赠太子太师郭公墓志铭》[17]记载墓主郭虚己“天宝五载（746），以本官兼御史大夫、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前后摧破吐蕃不可胜纪……七载（748），又破千碉城，擒其宰相。八载（749）三月，破其摩弥、咄霸等八国卌余城，置金川都护府[18]以镇之。深涉贼庭，蒙犯冷瘴，夏六月，舆归蜀郡，旬有五日而薨。”郭虚己作战地点在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肺水肿、心脏病等高山病在这个高度上有可能发作，郭氏大概就是因此而丧命，可见唐人也意识到“冷瘴”能害死人，不独“令人气急”那么简单。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来，古人对于高山（原）反应缺乏正确的了解，要正确把握该病的发病机理必须要有关于“氧气”、“气压”的知识，这对古人未免苛求了。我们在古来名医如张仲景、陶弘景、王叔和、巢元方、孙思邈等人的著作里没有见到关于高山（原）反应的明确记载。目前可以看到的隋唐时代治疗高山（原）反应的方法是服用青木香。隋炀帝曾经西巡吐谷浑，吐谷浑位于青海湖附近，海拔3200米以上，汉人会有高山（原）反应，当时樊子盖进献了青木香，《隋书》卷63《樊子盖传》：“（大业）五年（609），车驾西巡，将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鄣（瘴）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新修本草》[19]卷6《草部上品》：“木香（即青木香）……疗气劣，肌中偏寒，主气不足。”《本草纲目》[20]卷3上《百病主治药上》：“青木香，主心腹一切气散、滞气，调诸气。”由此可见，以青木香治疗高山（原）反应，用意在于取其“主气不足”的作用。其实这是本末倒置，高山（原）反应发病原因在于外界氧气不足、气压低，并非人肺本身机能失调，医家只看到患者气喘的病征，于是机械地照搬医书，以青木香调整肺部机能，收效可想而知。 现代治疗高山（原）反应还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但是现代医学掌握了发病原因，所以至少有办法减缓患者痛苦，例如紧急吸氧等，并且明确警告有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者慎入高原，减少了发病几率。古代没有这些措施，因此高山（原）反应为害更烈。因此，当唐朝军队来到平均海拔4000米的世界屋脊时，面对的不仅有骁勇的吐蕃武士，同时还有那看不见的恶魔——高山（原）反应。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时为止，唐蕃军队频繁在青海湖周围以及松潘等地展开激战，期间亦有短暂的和平，但是不论何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受到自然规律制约的痕迹。在展开论述之前，笔者要强调：虽然本文目的在于阐释高山（原）反应等自然因素对于唐蕃战争双方的影响，但是无意以此为这场二百年战争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实在很多，最根本的还是交战双方的实力，自然环境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左右战局，具体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来说，只有当唐蕃双方实力接近、旗鼓相当时，自然因素才会凸显其作用，如果双方实力对比失衡，那么自然因素也就无从发挥了。例如吐谷浑，虽然处在海拔3200米以上的青海湖地区，但是由于实力比起唐朝来说不成比例，因此贞观九年（635）唐军破吐谷浑时十分顺利，并没有因“冷瘴”而影响战局。只有双方旗鼓相当时，高山（原）反应这枚砝码才能决定胜利的天平偏向哪方。陈寅恪曾经说唐代武功为中国历史上之“空前盛业”[21]，而《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则云：“赞曰：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蹷其牙，犁其廷而后已。”尤可注意者——唐朝武功至高宗时期已臻极盛，此时东突厥已在贞观初年被击败；西突厥实力较弱，称不上是腹心之患，唐在西域设置四镇；北部代突厥而起的薛延陀在太宗晚年亦被击败；从隋炀帝时期就屡攻不下的高丽于总章年间被消灭；稍前百济已经被唐水师泛海攻占，日本军队前来干涉亦被痛剿。唐军可谓傲视天下。就在这个巅峰时期，唐军却遭受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薛仁贵十余万大军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战役并非唐蕃之间第一次军事冲突。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向唐求婚不得攻打松州，唐军予以反击。这是最早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唐蕃战争。随后在龙朔二年（662）十二月，苏海政讨龟兹、疏勒时，弓月部引吐蕃来援，“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22]这是吐蕃与唐在西域发生军事对峙最早的记录。但是，大非川战役的意义却是上述两次冲突无法比拟的，盖因此战役对双方在青藏高原上对峙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基本决定了吐谷浑灭亡后双方在今青海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这次战役后唐朝军队再也未曾涉足乌海（今托索湖[23]）以西地区。关于大非川战役，治吐蕃史者往往语及，关于它发生的原因，按照《旧唐书》的说法就是“ （吐蕃）后与吐谷浑不和，龙朔、麟德中递相表奏，各论曲直，国家依违，未为与夺。吐蕃怨怒，遂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咸亨元年（670）四月，诏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以讨之。”[24]表面看来是为吐谷浑复国。而刘安志先生认为这次薛仁贵逻娑道行军不是孤立的行动，与此同时唐军对且末一带吐蕃军队进行反击，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进一步稳定北疆局势，这些一起组成了对吐蕃的大规模反击行动。薛仁贵实际上执行的是围魏救赵的战略，迫使吐蕃撤回了在西域的主力部队[25]。所谓“逻娑”也就是逻些（今拉萨市），按照唐代行军道命名惯例，多以目的地作为行军道名（有时不见得是真正的目的地，但是却表明大致方向），这次薛仁贵担任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王小甫先生指出：“以逻娑为出师之名，或许有胜利后直捣黄龙之意。”[26]我们注意到，大非川战役失利后，唐朝再也没有以“逻娑道”或者“逻些道”为名的行军道，反映出战前唐方踌躇满志的心理状态已经在这次战役中被打得粉碎，已经没有“直捣黄龙”的决心了。正所谓“薛仁贵、郭待封覆我师徒，军人丧气，至今不振”[27]。经历过咸亨元年（670）大非川战役和仪凤三年（678）青海战役的失败后，唐朝在青藏高原上数十年时间里再也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而是维持在青海湖以东的存在，伺机作战术战役层面的进攻，而在西域则与吐蕃展开战略层面的争夺。这种反差形成的原因估计是由于唐军已经意识到在青藏高原上作战并且深入吐蕃腹地是十分困难的。笔者认为，高山（原）反应是阻碍唐军的重要因素，我们通过对大非川战役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点。《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击之。待封尝为鄯城镇守，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今鄂拉山口[28]）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先行至河口（鄂陵湖东，今青海玛多县[29]），遇贼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城（今西宁——玉树公路黑海站[30]），以待后援。待封遂不从仁贵之命，领辎重继进。比至乌海，吐蕃二十余万悉众来救，邀击，待封败走趋山，军粮及辎重并为贼所掠。仁贵遂退军屯于大非川。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战，官军大败，仁贵遂与吐蕃大将论钦陵约和。 唐军在大非川分兵，一路主力部队由薛仁贵率领，一路辎重部队由郭待封率领。原作战计划是辎重部队在大非岭上设栅固守，主力部队倍道疾进。薛仁贵到达河口时击破吐蕃（笔者怀疑这里所谓击破吐蕃大概只是对吐蕃一些游牧民进行了袭击，抢夺了牲畜，并没有见到吐蕃主力部队），然后回撤到乌海城，而郭待封在主力部队出发后并没有在大非岭建立阵地，而是继续前进，刚到乌海地区就被突然出现的吐蕃军队击溃，辎重军粮全部损失，薛仁贵没有了补给也就只好撤退，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此战虽然名为“大非川战役”，实际上胜败决于乌海。乌海（托索湖）自古就是青藏高原上交通要道，文成公主入藏就经过这里，这里海拔在4000米左右。我们注意到，薛仁贵的部队经历了一个由低海拔向高海拔急速前进的过程。青藏高原本身是一个地形复杂、间有起伏的高原。唐军出发地点当在鄯州（今青海省乐都县），这里位于河湟谷地，海拔在2300米左右，这个高度上出现高山（原）反应的可能性很小。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的乌海则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出现高山（原）反应，有发生急性肺水肿、心脏病的危险，而多数人则会眩晕、头痛、心慌、腹泻、疲乏。更何况薛仁贵指挥部队“轻锐倍道”，也就是说快速由低海拔地带推进到海拔较高地带，缺乏适应高原环境的必要时间，而且体力消耗一定很大，这样造成的后果会更加严重[31]。因此，我们推测薛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部队已经被疾病折磨得疲惫不堪了。大非川战役后高宗曾经对薛仁贵说：“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32]这说明薛仁贵当时有消极避战的嫌疑，与其战役初期大胆深入敌境的勇气形成强烈反差。薛仁贵的胆怯是因为吐蕃军队人数上的优势吗？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原因，但是薛仁贵战前应该对敌人兵力有所了解（既然是“围魏救赵”，薛仁贵应该知道此战会吸引来吐蕃主力），而且他不是没有经历过以少胜众的战斗（例如征高丽之驻跸山战役），不至于害怕到如此地步，更何况粮草辎重丧失于面前，此生死存亡之关头也，非拼死一搏不足以自救，笔者认为此时薛仁贵避战是出于无奈，盖因部队在高山（原）反应作用下已经疲惫不堪，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大非川战役使得唐蕃双方都意识到高山（原）反应对于战局的影响，《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记载了青海战役后唐人魏真宰对于青藏高原作战的经验总结：（吐蕃）又止（宋本《册府元龟》作“土”）有瘴气，不宜士马，官军远入，利钝难知。 说明高山（原）反应已经使唐军感到高海拔地带难以逾越。而《通典》卷190《边防典六》记载了万岁通天元年（696）[33]吐蕃大将论钦陵对武周使者郭元振的一番议论，更能映证这一点。论钦陵明确指出——汉人军队无法克服青藏高原上的“疫疠”，因此无力越过乌海、河源威胁吐蕃腹地：今吐蕃块然独在者，非汉不贪其土地，不爱其臣仆，实陵兄弟小心谨密，得保守之耳。……且乌海黄河,关源阻深,风土疫疠,纵有谋夫猛将,亦不能为蕃患矣。[34]这里的“疫疠”应该和“冷瘴”一样特指高山（原）反应，如果真的是某种平常意义上的“疫疠”，那么为何独独阻挡汉人而吐蕃人往来无碍？论钦陵所说的地点都是唐蕃交通要道，关于乌海前文已经提到，而所谓“黄河”和“源”当指黄河源，位于托索湖以西，由一片湖泊群组成，主要有扎陵湖、鄂陵湖等，海拔均在4200米以上，高山（原）反应当更剧烈。更何况背后还有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巴颜喀拉山脉。因此论钦陵可以对武周使者放言汉人军队“不能为蕃患”，确实，没有证据表明唐朝军队曾经越过此地深入吐蕃腹地，薛仁贵就曾经说乌海地区“彼多瘴气，无宜久留”[35]，可见这里堪称吐蕃中部的“安全门”。这是严酷的大自然设置在唐军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虽然如此，唐政府还是没有放弃在青藏高原上与吐蕃角逐的努力。仪凤三年（678），为了抵御吐蕃的侵扰，唐朝又派出十八万大军进行反击，结果又是一场惨败：上元三年（676），进寇鄯、廓等州，杀掠人吏，高宗命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往洮河军镇守以御之。仪凤三年，又命中书令李敬玄兼鄯州都督，往代仁轨于洮河镇守。仍召募关内、河东及诸州骁勇，以为猛士，不简色役。亦有尝任文武官者召入殿庭赐宴，遣往击之。又令益州长史李孝逸、嶲州都督拓王奉等发剑南、山南兵募以防御之。其年秋，敬玄与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与吐蕃战于青海，官军败绩，审礼没于阵，敬玄按军不敢救。俄而收军却出，顿于承风岭，阻泥沟不能动，贼屯于高冈以压之。偏将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率敢死之士五百人，夜斫贼营，贼遂溃乱，自相蹂践，死者三百余人。敬玄遂拥众鄯州，坐改为衡州刺史。[36]这次战役失利的主因在于主帅任非其人，李敬玄本是文臣，不谙戎马，但是却被刘仁轨恶意推荐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旧唐书》卷81《李敬玄传》：调露二年（调露二年是公元680年，当为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吐蕃入寇，仁轨先与敬玄不协，遂奏请敬玄镇守西边。敬玄自以素非边将之才，固辞。高宗谓曰：“仁轨若须朕，朕即自往，卿不得辞也。” 竟以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率兵以御吐蕃。实战中，李敬玄怯懦畏敌，导致前军战败，幸亏黑齿常之率敢死队夜袭敌营，才使得敌人自相混乱，避免了唐军全军覆没的惨剧。所以笔者认为，主帅的人选不当是战败的主因。但是，高山（原）反应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先来看这支部队的组成，上引《旧唐书·吐蕃传》已经说得很明白，由“关内、河东及诸州骁勇”组成，也就是说几乎全部来自于低海拔的内地。其中绝大部分应该属于“初上高原者”，此种人群最容易发生高山（原）反应。那么这次战役发生在什么地点呢？《旧唐书·吐蕃传》说“战于青海”，也就是说在青海湖附近发生的，不过这个地点说得还是有些模糊，根据前引史料，刘审礼部与吐蕃军队率先接战，战败后，李敬玄是“收军却出，顿于承风岭”，也就是说是撤退到承风岭的。吐蕃在西，因此可以断定刘审礼战败地点在承风岭以西。对于承风岭的所在，严耕望先生认为“约今贵德峡稍南或即千户庄”[37]，唐军一定是由此前出，前军战败后回撤到承风岭的，换句话说主要战斗地点极可能在青海湖偏西南。青海湖湖面海拔3196米，属于高山（原）反应发作地带。其周边地区只有东边河湟谷地海拔比湖面低，其余地方只高不低，因此可以断定刘审礼部战败地点海拔至少在3200米以上。前文已经说到，这支唐军基本全由内地人组成，由海拔2300米左右的鄯州前出至海拔3200米以上地区作战，海拔快速升高近千米，而且大敌压境，肯定也没有习服高原环境的足够时间，所以其战斗力被高山（原）反应削弱是毫无疑问的。至此，八年之间，唐军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以惨败告终。高山（原）反应束缚了唐军的手脚，相反吐蕃军队却可以纵横驰骋于高原之上。唐朝君臣对此十分无奈，青海战役结束后，高宗曾经问策于群臣，给事中刘景先说：攻之则兵威未足，镇之则国力有余，宜抚养士卒，守御边境。[38]群臣多附和这个观点，可见两次战败已经使唐君臣深刻地意识到消灭吐蕃是不可能的。由此一直到天宝十二载（753）以前的近百年时间里唐军在青藏高原上再也没有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所发生的一些战役只是战略防御下的局部战斗，唐军在青藏高原上的主要使命是保住河湟谷地，不使吐蕃居高临下切断河西走廊。而在其它地方，例如西域以及剑南道，双方进行的是频繁的拉锯战，互有胜负。这说明，在低海拔地带，吐蕃对唐朝的军事优势是会打折扣的。 仪凤以后，双方又进行了多年的战争，那么是不是每逢高原作战则唐必败、吐蕃必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强调高山（原）反应的影响，并不在于其能否决定每次战斗的胜负，而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大非川战役和青海战役，这两次战役给了唐方很大教训，决定了很长时段内唐在青藏高原上的战略守势；二是唐蕃在青藏高原上边界的划分明显受到了海拔高程的影响（今川青交界地带也是唐蕃角逐的战场，这里也存在海拔问题，但是又有与青海不同之处，后文有论述），下面我们就对第二点展开论述。关于双方在青海湖周边地区的争夺，前人论述颇多，此不赘举。如果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些争夺其实基本上都在围绕着青海湖和赤岭（今日月山）而进行。例如九曲之地的明争暗斗是一大热点，而此地按照佐藤长先生的观点当是今青海南山发源的、经今共和县流入黄河的乌兰布拉克河（红泉河）谷[39]，在赤岭以西。石堡城的争夺又是一大热点，而此地按照严耕望先生以及陈小平等先生观点，在今石城山[40]，位于赤岭以东。唐在青海湖、赤岭以东设立了许多军镇，吐蕃则在青海湖以西、以北设立军镇以针锋相对；唐在青藏高原上统治中心是河湟谷地，而吐蕃在这一带的统治中心则在隔青海湖遥相望的今茶卡盐海。唐在青海湖中龙驹岛（今海心山）设军驻守，打破双方既定格局，因此吐蕃必拔之而后快。尤可注意者，双方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赤岭立碑划分界限，明确标明了双方在青藏高原上的势力范围。虽然没过多久边衅再起，赤岭碑亦被毁，但是此事依旧具有符号上的象征意义。立碑前，唐朝曾取得了对吐蕃的一系列胜利，例如开元十六年（728）秋之渴波谷、祁连城战役，开元十七年（729）之石堡城战役等，正是这些胜利迫使吐蕃与唐朝约和。而唐朝虽然挟战胜之威，但是也只满足于赤岭为界，足以说明这些战役与其说是唐军的战略行动，不如说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河湟谷地的存在而进行的积极防御战略下的战役战术行动。更说明此时唐依旧没有将战线向更西推进的决心。赤岭碑被毁没有影响双方对峙的基本格局，天宝初年唐朝在这一带的军事部署大致如下：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统临洮（今临洮县）、河源（今西宁市）、白水（今湟源县）、安人（今大通县）、振威（今同仁县）、威戎（今门源县）、漠门（今临潭县）、宁塞（今化隆县）、积石（今贵德县）、镇西（今循化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今乐都县）、廓（今化隆县西）、洮（今临潭县）、河（今东乡县）之境，治鄯州（今乐都县），兵七万五千人。[41]可以看出来，唐朝以河湟谷地为核心，确保赤岭以东的基本态势依旧如故。赤岭（日月山）何以成为唐蕃事实上的分界线？原因大概有三： 1.赤岭以东的河湟谷地在唐初就已经编列郡县，是唐朝在青藏高原上的根据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进可扼五大交通命脉[42]，退可保关中无碍，因此是唐朝无论如何要确保的地区。2.只有河湟谷地适于农耕屯田。作为农业民族的军队，唐军只有依靠屯田才能维持在边疆的存在。屯田的问题本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所以只简单说一说：青海战役结束后，魏真宰上言建议屯田御敌，提出“不积百万米，无为大举之资”[43]，而黑齿常之则在河源军开始了实践：“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44]此后各军镇都开始屯田，保证了驻军的需求。而整个青藏高原北部，只有河湟谷地适于农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里平均海拔低，只有2000米左右（最低处今民和县下川口甚至只有1650米），气候比高原上其它地方温暖。可以种植小麦等农作物。而赤岭（日月山）以西则是适合吐蕃人的畜牧业区，“（日月山是）青海省内、外流域水系分水岭和农、牧区天然分界线，历来被称为‘草原门户’和‘西海屏风’……自古山东为耕稼社会，山西为游牧部落，气候地势划然为二。”[45]唐军只有牢牢把握住河湟谷地才能无补给匮乏之忧。3.赤岭（今日月山）以东之环境是最适合唐人生存的地区。前文已经提到，赤岭以东地区是整个青藏高原上平均海拔最低的地带，高程与毗邻之河西走廊差别不大，唐人若由关中平原出发，经河西走廊入河湟谷地将不会有明显的不适感。军队亦可保持强大的战斗力。而吐蕃军队一旦侵入此地，由于没有了高原上的环境优势，所以战斗力相对“缩水”，其在这一带多次失败的事实[46]证明：河湟谷地是青藏高原上最适合唐军作战的地区。高宗时期唐朝兵制尚以兵募为主，边境有事，兵员由内地调发，青海战役时就是如此（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笔者相信大非川战役时的十万唐军也是由内地调发的，因为那个时候唐在青藏高原上大概不会有一支如此规模的常驻军），这些内地士兵来则战之，没有习服高原环境的时间，因此备受高山（原）反应折磨。随着唐朝兵制由兵募向长征健儿转变，陇右驻军在天宝年间的实力比咸亨、仪凤时期雄厚得多：“管兵七万五千人，马万六百匹，衣赐二百五十万匹段”[47]，这些常驻军士兵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来适应高原环境，例如轮流到位于今日月山——拉脊山一线（平均海拔4000米）的哨卡戍守，逐步习服高原环境，这对于减轻高山（原）反应是很有帮助的。天宝十二载（753）唐军在哥舒翰带领下取得了对吐蕃的重大胜利，将战线一举推进到青海湖以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 [48]哥舒翰的部队当然就是以这些适应了高原环境的长征健儿为主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边防军与当年那支匆忙由内地进发、备受高山（原）反应折磨的唐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上述三个原因中，除了第一个原因属于政治范畴外，其它两个原因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其根本就在于海拔高程。这也就是本文开篇时说“双方的拉锯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在有意无意中服从了自然规律的安排”的原因之一。唐蕃双方在青藏高原上的对峙格局很大程度上为青藏高原世界第一的海拔高度所决定。安史之乱爆发后，陇右边防军主力奔赴内地勤王，不久，包括河湟谷地在内的大部分西北疆土陷于吐蕃之手，“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49]这个地区双方实力对比已经严重失衡，主战场亦发生转移，所以，上述的高山（原）反应已经不再是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了。二、吐蕃军队对内地环境的不适高海拔保卫了吐蕃的腹地，使其从来没有遭到过唐军的实质性威胁。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对双方都会产生影响，吐蕃得益于高原海拔，却受困于高海拔地带居民特有的惧怕炎热的体质特征，使得自己的军事优势在遭逢内地炎热季节时往往荡然无存。青藏高原的气候特点之一是寒冷[50]，高寒的气候和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塑造了吐蕃人独特的体质，“居住于平均海拔四千公尺以上之青康藏高原的吐蕃人，其体质特征为：皮肤厚且致密，毛孔并甚稀少，皮下脂肪发达，是以能耐寒耐燥，而不宜于炎热溽湿地方居住。”[51]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创藏传佛教新密咒的大译师仁钦桑布和其他二十个孩子去印度学习，结果这些孩子受不了印度炎热的气候，竟有十九人相继去世[52]，可见炎热是吐蕃人的“天敌”。我们注意到，吐蕃对唐朝的战争就受到这种体质特点的限制。而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时间、空间两个方面，时间上限制了吐蕃军队的作战周期；空间上限制了吐蕃在唐剑南道的进展，下面略加分析。1.作战周期问题。吐蕃人畏热的体质决定了其军队作战必须选择凉爽季节（假如作战时间能由吐蕃自己选择的话），战事如果延续到夏季，则往往会爆发瘟疫，导致战斗力下降。《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吐蕃入寇，恒以秋冬。及春则多遇疾疫而退。 史料中吐蕃春季发动进攻的记载并不少，例如万岁登封元年（696）三月之素罗汗山战役、开元四年（716）二月之围松州等，那么《吐蕃传》所云是否不可靠？笔者认为，所谓“春则多遇疾疫而退”实际上是指吐蕃为了避免盛暑引发瘟疫而在暮春季节撤军，吐蕃人惧热，每逢盛暑则可能引发疾病，假如每次都等到瘟疫爆发再撤军是否过于不智？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吐蕃担心炎热引起瘟疫，因此常于暮春撤军回高原以避炎夏。敦煌出土有吐蕃文《编年史》[53]，记载了吐蕃赞普的主要活动和重大战事。在这份文书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吐蕃军队主动发起的对唐朝的进攻，时间基本都避开夏季：《编年史》第10条：“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一年。”《编年史》第21条：“马年（高宗咸亨元年，670年），赞普驻沃塘。于吉玛阔（大非川）击毙众多唐人。一年。”《编年史》第46条：“羊年（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大论钦陵赴吐谷浑，于达拉甲都尔（素罗汗山唐人坟，在今甘肃临洮界）与唐将王尚书（王孝杰）作战，杀死许多唐人。一年。”《编年史》第49条：“至狗年（武后圣历元年，698年），……，冬，大论钦陵引兵至大小宗喀，生擒唐大将都护使。”《编年史》第51条：“至鼠年（武后久视元年，700年），……，秋，赞普出巡，领兵至河州。”《编年史》第52条：“至牛年（武后长安元年，701年）夏，赞普驻色尔夏，后领兵至松州、洮州……冬，赞普驻尺孜（宫）。春末，领兵至松州、洮州。”《编年史》第65条：“至虎年（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冬……坌达焉与大论乞力徐二人引兵至美相军（临洮军），复返回。一年。”《编年史》第71条：“猴年（玄宗开元八年，720年），……。攻陷唐城堡索格藏。”《编年史》第78条：“兔年（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夏，……，攻陷唐城堡瓜州新城（晋昌）。”《编年史》第80条：“蛇年（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论悉颊桑董匝卜等于木垒久垒作战，击毙许多唐人。冬，行宫驻于扎玛尔之乌园。唐使者李总管前来致礼。”《编年史》第92条：“蛇年（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夏，赞普以政务出巡。攻陷唐城堡达化县（今青海尖扎县）……，冬……，索斜决反攻，收复铁刃城（石堡城）。”《编年史》第101条：“ 至鸡年（玄宗天宝四年，745年），赞普行宫驻于羊卓之夷塘。唐将马将军（马灵察）领郭域（俱位）之唐哨兵至，甥吐谷浑王与论莽布支二人攻打挤巴城。唐廷援军开赴挤巴城宾棍大堡，唐军大部被击毙。”《编年史》第104条：“至羊年（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论泣藏与尚息东赞二人攻陷洮州城。重建马重木（堡）。”《编年史》第105条：“至猴年（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冬，……，论泣藏、尚息东赞、阁罗凤三人所率军旅陷雋州，孜吉以下地区尽皆臣服。”《编年史》第106条：“至鸡年（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冬，……，大论囊热尔等攻陷唐之大宗喀和制胜军二城。”《编年史》第107条：“至狗年（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冬……，论泣藏与悉颊藏达囊等领兵开赴坚城凉州方面。”《编年史》第108条：“至猪年（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冬……，论泣藏与尚息东赞、尚赞摩三人攻陷小宗喀。”《编年史》第110条：“至牛年（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冬，……，论悉颊藏等攻陷邦木果与交河县两坚城。尚息东赞攻陷松州与桑噶尔两地。”《编年史》第111条：“至虎年（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季冬，唐王薨，新王立，以向（蕃地）贡奉丝绸和土地等为不宜而毁约。尚结息与尚悉东赞等越凤林铁桥，率大军攻克临洮军、成州、河州等众多唐廷城堡。尚结息返回吐蕃本土。尚结息、论达扎（马重英）、尚息东赞、尚赞婆等引兵至京师，陷京师，唐王出逃，另立新唐王。大军撤回。”吐蕃《编年史》所记载的史事有的能与汉文史料互相映证，有的则不能，例如第10条所云显庆四年与苏定方的交战、第49条擒“唐大将都护使”等就无法得到证实[54]。这份文书的记载是否完全准确暂且不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记载的绝大多数是吐蕃主动对唐发起的进攻，而战役进行的时间多半为夏季以外。《编年史》第10条没有记载季节，而这条记载本身可靠与否还是问题。第21条记载的是大非川战役，这次战役不是由吐蕃发起而是唐发起的，时间为秋八月；第46条素罗汗山战役也没有记载季节，参阅《资治通鉴》知道是在春三月；第52条实际上记的是两年的事情，即701年和702年，赞普度过了701年冬季后，第二年春末领兵向松州、洮州[55]，而根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则天皇后纪》的记载，“（该年）冬十月……吐蕃赞普将万余人寇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56]，指的看来就是此事，时间为冬季；第71条没有明确记载季节，其所云攻克唐城堡索格藏一事，在汉文史料里还没有明确应对的记载，不好判断季节；第80条“木垒久垒” 战役似乎是指《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所记载的开元十七年（729）唐破吐蕃大同军、石堡城战役。根据《册府元龟》知战事发生于三月；第101条“挤巴城宾棍大堡”战役可能是指天宝四载（745）石堡城战役，时间为秋九月。还有3条从字面上看是夏季发生的战役，但是比对汉文史料知道所谓夏季往往指出发的时间，而不是发生实际战斗的时间，第52条云“春末，领兵至松州、洮州”，前文提到战事实际发生于十月；第78条表面上看是夏季“攻陷唐城堡瓜州新城”，但是比对《旧唐书·吐蕃传》及《资治通鉴》卷213知道此事发生在秋九月；第92条“攻陷唐城堡达化县”记载是夏季，可是比对《旧唐书·玄宗纪》及《资治通鉴》卷214知道，吐蕃陷达化县时间为开元二十九年（741）冬十二月，可见所谓“夏季”指的是赞普出巡时间而不是战役进行时间[57]。以上《编年史》所载对唐重大战事凡十九条，除了第10、49、71条史事不清无法断定季节外，余下所记载的吐蕃对唐战役差不多都在夏季以外进行（第104条记载的天宝十四载吐蕃陷洮州之役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事情，这个时候是吐蕃趁火打劫的时刻，进攻持续时间比较长）。这绝对不是一种巧合，吐蕃军队不耐炎热的体质决定了只要主动权在手就尽量避免夏季作战。在大量的汉文史料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尤其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军队开始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内地时，这里炎热夏季对他们的影响显得更加突出。德宗朝“四王二帝”之乱爆发时，吐蕃军队被邀请前来助剿叛军，《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兴元元年（784）二月，以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于颀往泾州已来宣慰吐蕃，仍与州府计会顿递。时吐蕃款塞请以兵助平国难，故遣使焉。四月，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沈房为入蕃计会及安西、北庭宣慰使。是月，浑瑊与吐蕃论莽罗率众大破朱泚将韩旻、张廷芝、宋归朝等于武功之武亭川，斩首万余级。”但是此时已是初夏，吐蕃军队不耐炎热的特点显现出来，军队中瘟疫蔓延，没有到京师便撤军而回，陆贽《翰苑集》[58]卷10《赐吐蕃将书》所指就是此事，书称：“旋属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马，便自抽归，既未至京，有乖始望。”而同书卷16则有《兴元贺吐蕃尚结赞抽军回归状》，叙述的是同一件事情：“缘春来蕃军多有疾疫，近得探报，尚结赞等并抽军退归。”两件文书一件是为皇帝代笔赐给吐蕃军，一件上疏给皇帝本人，所说吐蕃撤退原因一致，看来这次撤军确实是由炎热引发疾病导致。而《全唐文》卷617有张濛《镇国军节度使李公功德颂并序》：“戎羌（指吐蕃）不道，俶扰西陲，骤掠邠泾，深入盐夏，狃其横猾，溽暑仍留。”考其文意，看来当时唐人已经普遍认为吐蕃军队夏季不会滞留内地，偶尔有一次则特地书记之。 贞元二年（786）冬季，吐蕃大将尚结赞攻克盐、夏二州，但是到了暮春则开始爆发瘟疫，唐军前来进攻，吐蕃不得不约和。《旧唐书》卷134《马燧传》：“（贞元）二年（786）冬，吐蕃大将尚结赞陷盐、夏二州，各留兵守之，结赞大军屯于鸣沙，自冬及春，羊马多死，粮饷不继。德宗以燧为绥银麟胜招讨使，令与华帅骆元光、邠帅韩游瓌及凤翔诸镇之师会于河西进讨。燧出师，次石州。结赞闻之惧，遣使请和，仍约盟会。”这里只说“羊马多死”，而《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记载此事时则云：“（马燧）次石州，时将（宋本《册府元龟》无“将”字）吐蕃深入、人马疾疫，渠帅论颊热因退（宋本《册府元龟》作“燧”，恐误）”，可见瘟疫不仅波及牲畜，吐蕃军队本身亦未能幸免，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暮春[59]，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次瘟疫实际上是吐蕃人不耐内地炎热的结果。通过上述蕃、汉两方面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来，吐蕃人夏季作战往往不利。由此我们可以说，高原高寒气候塑造的独特体质造成吐蕃在战略方面的某种被动，他们对唐境（尤其是内地）的攻击往往是一种“短促突击”，快进快出，无法站稳脚跟。与此相关的还有“防秋兵”的问题。防秋兵专防吐蕃秋季入寇，一般观点认为吐蕃之所以每每此时入寇是因为秋高马肥，而且唐境内农作物成熟，可以大大抢掠一番，这些当然都是对的，但是笔者认为应该把吐蕃人畏惧炎热的因素也考虑进去，对于吐蕃人来说，秋高马肥、有农作物可供抢夺、又能避开炎热天气，是一个一举三得的事情。而唐朝防秋兵一般来自河北、河东、淮南等地，秋来春去[60]，大概也是由于吐蕃军队春季（尤其是暮春）入侵可能性很小的缘故。2.关于吐蕃在剑南道的势力拓展。前面的论述中，基本没有述及当时另外两个唐蕃战争战场——西域与剑南道。关于西域的问题，由于主战场是在第二台地而不是第一台地青藏高原上，所以本文没有多着笔墨，关于唐蕃在那里的争夺王小甫先生《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已有论述，此不赘言。关于剑南道的问题则拟略加讨论，原因是在这个地区唐军固然要受高山（原）反应困扰（主要在今天四川西北部地区），而吐蕃军队也深受蜀地炎热气候之害。剑南道西部与吐蕃接壤，安史之乱前双方主要在今川西高原东部展开争夺，而川西高原实际上就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这里情况和前文所述双方围绕今日月山——拉脊岭所进行的争战一样，双方对峙于第一、第二台地交接处，个中原因有与青海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唐军受到了高山（原）反应的束缚（比如前引郭虚已墓志）。而不同之处在于——吐蕃军队同时惧怕高原下四川盆地炎热潮湿的气候。这里的气温与青藏高原相比有天壤之别。 安史之乱后，吐蕃对唐已经占据全面优势，但在剑南道的发展却很不顺利，孙樵《书田将军边事》[61]：广德、建中间，西戎两饮马于岷江。其众如蚁，前锋魁健，皆擐五蜀（《唐文粹》作“属”）之甲，持倍寻之戟。徐呼按（《唐文粹》作“接”）步，且战且进，蜀（《唐文粹》下有一“兵”字）遇斗，如值横堵，罗戈如林，发矢如蝱，皆折刃失（《唐文粹》作“吞”）镞，不能毙一戎，而况陷其阵乎？然其戎兵践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众，即自度不能留，亦辄引去。故蜀人为之语曰：“西戎尚可，南蛮残我。”蜀人之所以有“西戎尚可，南蛮残我”的民谚，就是因为吐蕃军队惧怕炎热，在剑南道不能持久作战，故其人虽健、戟虽利却不能长久为蜀地之患。而南诏军队由于习惯炎热气候，所以能够在蜀地持续作战，对蜀地的威胁比起吐蕃要大得多，因此南诏能攻克成都，而吐蕃军队却没有这样的战绩，相反还往往失利，《旧唐书》卷122《崔汉衡传》：“时（指建中三年，782）吐蕃大相尚结息忍而好杀，以常覆败于剑南，思刷其耻，不肯约和。”鼎盛时期的吐蕃面对急剧衰落的唐朝却常常覆败，我们不能不从剑南道的炎热气候与吐蕃人的惧热体质方面找原因。同样的，《新唐书》卷158《韦皋传》云：“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韦皋的功勋岂止“为西南剧”，假如这些战绩没有夸大成分的话，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这首先当然要归功于韦皋的精明强干，但是如果没有炎热气候的帮忙，取得这样战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相比西域和陇右而言，安史之乱后吐蕃在剑南道的进展十分有限，建中四年（783）正月，唐蕃于清水盟誓，划定边界，誓词云：“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62]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有一些战略据点易手，但是总体来说剑南道疆域变化比起安史之乱前不是很大，基本仍然以第一、二级台地分界线为边界。足以证明吐蕃在此地发展不利。林冠群先生曾经说：“吐蕃的对外发展，仍有其限制。由于其高原人体质的关系，不适于低湿闷热气候的环境。因此向四川的发展，以四川盆地的西缘为极限；向东南则以云南西北部的丽江县为极限；向东北，即向川甘边区、河西走廊、黄河中上游等地，则为其发展的重心所在。”[63]体质问题，看似事小，其所关系者，不可谓不大。 本文重点讨论了高山（原）反应对唐人的影响和畏热体质对吐蕃人的束缚，这两个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都在于青藏高原世界第一的海拔。面对这样的一个高原，忽视自然因素对人的影响无疑是错误的。高原使得唐蕃双方都有所得、有所失，以它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双方斗争的局势。本文是针对以前学界对此问题的忽视所提出的见解，意在补阙求全于万一。[1]郭霭春《中国医史年表》，黑龙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2]《剑桥医学史》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411页。[3]台湾《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9年。[4]《西藏研究论文集》第2辑。台湾西藏研究委员会1989年版。[5]《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6]《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7]金淑梅等《高山反应94例分析》，载《西藏医药》1980年第2期。[8]张彦博主编《高原疾病》，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9]参看谢成范系列讲座《高山病（高山适应不全症）》，连载于《西藏医药》1975年第1期、1976年第1期、1977年第1期、第2期（自1977年第1期开始改称《高原病（高原适应不全症）》）。[10]《高山反应94例分析》。[11]《高原疾病》第三十章《高原肺水肿》第311页。[12]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第268页“头痛山”条，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13]例如《通典》卷193《边防典九》“渴槃陀国”条引宋膺《异物志》：“大头痛、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唯冬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前文已经说过，大小头痛山上的症状是高山反应，这里却被当作“毒药气”，另外吐蕃人也把高山反应当作中毒，十一世纪波斯文作家加尔迪齐（Gardizi）《记述的装饰》中记载了西域前往吐蕃的道路，其中写到：“说到去吐蕃的道路，那是从和阗去AI.shan，而且是顺着和阗的丛山走。……顺着这些山可到AI.shan。往前走是一座桥，从山的这边搭向另一边。据说，桥是和阗人在古时候修建的。山从这座桥一直绵延到吐蕃可汗的都城。走近这座山时，山上的空气使人喘不过气来，因为没法呼吸，说话也变得困难了，许多人就因此丧命，吐蕃人把这座山叫做‘毒山’。” （转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4页。）[14]例如《洛阳伽蓝记》（东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4]卷5：“（惠生、宋云等）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咒煞商人。”不可依山既然冬夏皆积雪不化，那么其海拔之高就可想而知了，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毒龙”就是指高山反应，毒龙所害乃是外来宿止的商人，这符合高山（原）病特点——发病者多为外地初上高山、高原者。很可能以前就有外来者不明不白死在这里（其实是高山病发导致死亡），当地人不明就里，以为水池里有什么怪物害人，于是演变出“毒龙”的故事。[15]收入皇汉医学丛书，陈存仁编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16]《瘴气的文献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期。[17]见樊有升、鲍虎欣《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载《文物》2000年第10期。[18]以笔者寡见，“金川都护府”似不见于传世文献，不过唐代有保宁都护府，该都护府是天宝八载（749）郭虚已、鲜于仲通破吐蕃摩弥等城后设置，此事与郭虚已墓志所述“金川都护府”设置过程吻合，而且管辖区域与“金川都护府”亦重叠，由此估计该都护府初设时名为“金川”，后改名“保宁”。关于保宁都护府问题，郭声波撰有《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他考证了保宁都护府设置时间和治所（史书记载保宁都护府治故洪州，郭声波认为“洪州”为“拱州”误），认为在今四川省马尔康县梭磨河，查《分省中国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四川省地形图”可知这里海拔至少在3000米以上。[19]唐·李勣等著，尚志钧辑复，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20]明·李时珍著，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21]《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22]《册府元龟》卷449《将帅部·专杀》。[23]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版，第562页。[24]《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25]《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八辑，2001年。[26]《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72页。[27]《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 [28]根据任乃强、曾文琼《〈吐蕃传〉地名考释（三）》，载《西藏研究》1983年第3期。[29]同上。[30]同上。[31]一般来说，缓解高山（原）反应需要7—10天左右，而且是在静养的前提下。[32]《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33]《通典》云会晤时间为万岁通天二年，《资治通鉴》系为元年。从《通鉴》。[34]《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作“乌海、黄河，关源阻奥，多疠毒，唐必不能入。”[35]《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36]《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37]《唐代交通图考》卷2《河陇碛西区》第533页。[38]《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39]《再论“河西九曲之地”》，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40]《唐代交通图考》卷2《河陇碛西区》第529页，陈著《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119页。[41]《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742）正月条。括号内今地名参照《唐代交通图考》。[42]日·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下）》（周伟洲译，载《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认为青海地区正好处在五个交通动脉的心脏部位。指北中国从渭水经河湟谷地西行的路线、从漠南到武威由南山南下路线、从鄯善折向东南行的路线、由拉萨等西藏中心部分渡金沙江北上路线、四川北行入青海的路线。[43]《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44]《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45]《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另外，《分省中国地图集》第119页《青海省》亦云：“河湟谷地，黄河、湟水河谷，海拔约2000米，是省内最低处和重要农区。”介绍青海农业时说：“（青海省）耕地多在日月山以东地区。”从唐代到今天，河湟谷地的农业一直是青海农业的支柱，该地也成为青海相对最繁华富庶的地区。有关唐以前该地农业发展问题可参看周宏伟《秦汉时期河湟地区的农业开发》（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46]参看两唐书《吐蕃传》。[47]《通典》卷172《州郡典二》。 [48]《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753）条。[49]《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50]《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第7页“青藏高寒区”：“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形成年代最新的高原，由于地势的极大隆起及其所产生的强烈热力、动力作用，形成为世界上中、低纬度内独特的大面积高寒环境。”第384页“青海气候”：“全省年均温为–5.0～8.6℃，1月均温–18.2～–7.0℃，7月5～21℃。”第524页“西藏气候”：“1～7月均温比同纬度的东部地区低15～20℃”。这些是现代数据，古代情况可能多少有所不同。关于古代气候问题，史学界多征引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竺可桢先生认为七世纪中期到十世纪，中国气候处于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例如满志敏先生《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主编《历史地理》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对竺可桢先生所依据的一些材料提出异议，认为“以百年尺度而论，有唐一代300年中，气候冷暖可划分为二期，其中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他认为唐朝前150年“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并不特别温暖，后150年则转向寒冷。而牟重行先生《中国历史气候变迁与史实》则通过对竺文所用史料的分析以及现代物候学材料与古代物候记录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五千年气候》论似深而失谨，体欲大而疏漏，显然，由此勾勒的中国5000年温度变化轮廓，大体是难以置信的”，他对竺文包括唐代气候在内的一系列结论提出质疑（牟文很长，分五部分刊载于《贵州气象》1992年1～5期）。与此相关的研究还有王乃昂《中西古代气候学的概念模式及其比较》（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等。笔者认为，不论唐代是否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时代，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海拔是其高寒气候形成的主因，因此高原与内地的温差无疑还是比较大的。[51]林冠群《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