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郭店儒简教化思想简论(吴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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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店楚墓竹简中以孝为重点的儒家教化思想简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人事处吴礼明自西周末年开始的社会主要矛盾大转移在春秋之初完成后，统治者的内部矛盾经过春秋二百多年的风云激荡于战国之初已渐趋缓和。在这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利益再分配的争夺过程中，几乎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人性尽显，人的价值尽现。如何“聚民”并使“民服”、“民敬”已成为统治者为政的中心任务，这是决定一国强弱的关键所在。正如刘泽华先生在《论先秦的人性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关于先秦思想文化质的探讨之一》一文所说：“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特别是下层人们的个性表现的越突出、越多样化和越纷乱，统治者的统治就越困难，也就迫使他们不

2、得不急切地去探索人的共同本性。因为只有把握了共性，才可能指导个性，让个性为我所用。谁准确地把握了共性，谁就牵住历史的‘牛鼻子’”。①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休谟在其《人性论》中认为，人性的研究是对人的一切（科学、道德或宗教）研究的基础，各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只是研究人性的一个方面。作为中华文明奠基的先秦时期，各学派对人性的探讨更是百花齐放，争鸣不已。可以说，正是先秦诸子人性学说的五彩缤纷，才造就其社会学说的异彩纷呈，子思学派更堪称其典范。②我们的研究正基于此展开。一、教化思想的理论依据——人性学说在郭店儒简中，人性学说主要体现在《性自命出》和《五行》两篇中。

3、《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③开篇即说：“凡人虽有性，心无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对关乎人性的几个要素作一说明。“心”、“物”、“悦”、“习”与“性”的具——————————①《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65页.②在郭店楚简中，除去《太一生水》和老子三篇，余皆为儒家作品，且基本属于思孟学派（或称子思学派），这已为广大学者所承认。关于郭店儒简与《子思子》的关系请参阅以下著作：李学勤先生：《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姜广

4、辉：《郭店简与<子思子>》,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郭沂：《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孔子研究》杂志1998年第三期“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中的系列论文。③以下引文除特殊标明外均来自：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7体关系如何呢？对它的正确理解，是把握子思及其门人人性学说和建立在此学说基础上的教化学说的关键。“性”，“不事而自然”为人所具有，但它因“心无奠志”而有待于“物”、“悦”、“习”，可见，“心”之于“性”的关键作用。《性自命出》说：“人虽有性，心弗取弗出”，使“

5、心”之与“性”的主宰作用一览无余。“心无奠志”，易为外物所引而动，这样，无奠之“心”在“物”的引诱下而动，由此而引起“性”动，于是便有“喜怒哀乐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物取之也”的论述。这个“物”引“心”动而“性”动并使“性”显诸于外的结果便是“情”。这正是“情生于性”的逻辑所在。“情”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未教而民恒”的“性善”的美情，诸如《语丛二》所说的“爱”、“亲”、“孝”等；一是“目之好色，耳之好声”的欲情之情，诸如《语丛二》所说的“欲”、“恶”、“怒”等。这是对孔子人性学说的直接继承。孔子在承认“性相近”的基础上，认识到人不仅有“爱亲、孝悌”的真性情，而且

6、也有“好富贵，恶贫贱”的真心情。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导之以德，齐之的礼”（《论语·为政》）、“谨权量，审法度”、“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救世主张。虽然人性相近，但主性之心无定，致使“性”在无定之心的引导下显诸于外的“情”便鱼龙混杂，善恶杂陈。如何“奠心”、“养心”，以使“性”在有定之心的引导下向良性发展，便成为思想者首要解决的问题。《性自命出》说：“凡道，心术为主。”那么，这个“心术”之道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便是“性”、“心”、“悦”、“习”的关系问题了。“悦”是什么？《性自命出》说：“逆性者，悦也”，“快于己者，谓之悦”。也就是说，迎合性的

7、、快慰于自己的叫做“悦”。然而，人性有“好恶”、“善不善”之分，仅迎合、快慰人性并不能保证社会与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和谐与稳定，这就要据“性”显诸于外的“情”制人道了，这便是“道生于情”的逻辑。既然“性”显诸于外的“情”有两种，那么据“情”而生的“道”自然也有两种。一是依人性中的“良善”7因子而设立的对人性积极引导的“道”，它便是《性自命出》后半部分大讲特讲的“礼乐”；二是依人性中“恶”、“不善”因子而设立的对人性积极防御和消极补救相结合的“刑法”，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正如《六德》所说：“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礼记·乐记》说得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