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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与国际汉学界桑兵内容提要近代中国学术史上,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之广,历时之长,或可称最。论国别则有法、英、德、美、俄、瑞典、瑞士、日本、朝鲜,论人物则包括夏德、钢和泰、伯希和、伊凤阁、高本汉、斯文赫定、尉礼贤、佛兰克、庄士敦、翟理斯父子、维列、苏熙洵、慕阿德、李约瑟、阿列克、戴密微、恒慕义、傅路德、魏特夫、狩野直喜、小柳司气太等,几乎囊括世界汉学研究机构及各国汉学名家乃至后起之秀。见多识广弥补了胡适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劲不够,使之在议政从政之际保持作为学界领袖必不可少的学术鉴赏力。但国际汉学的巴黎、京都两大主流派成员对于胡
2、适的学术主张与成果不无微辞,这对提倡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胡适及其所引导的主流派颇具讽刺意味。由此可以显现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得失。关键词胡适汉学支那学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就与国际汉学界交往之广泛,历时之长久而言,无人能出胡适之右。这种关系,相当典型地反映出国际汉学界各派学者对于中国学术新潮的态度和看法。其中部分史实前人已有所涉及,如胡适与青木正儿的通信,与钢和泰(BaronA.vonStael-Holstein)的交往等。拙文《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则论及胡适与伯希和(PaulPelliot)的关系。但在胡适研究各种形式
3、的众多成果中,有关情形往往被忽略,不少史实还有待发掘清理。这不仅可从胡适的海外“朋友”方面深入地了解其为人和学术,更有·49·《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助于认识近代中外学术界的呼应程度,因为胡适毕竟是近代中国“输入新知”方面的重要代表。而且其“整理国故”虽然并非新知,各方对此又褒贬不一,实际上却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¹‘汉学’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一)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之际,西方汉学界的概况是:“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º。而胡适与西方汉学界的接触,刚好从较薄弱的英美开始。1914
4、年8月2日,尚在康乃尔求学的胡适偶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当年第7期,见有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的英国汉学家翟来乐(L.Giles)所写《敦煌录译释》一文,及附原书影本。《敦煌录》为数年前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古物之一,“所记敦煌地理古迹,颇多附会妄诞之言,钞笔尤俗陋,然字迹固极易辨认也”。而翟氏的释译“乃讹谬无数”,如以中宗神龙年号为渊名,将录手漏笔误为避讳而据以定年代。胡适看后不禁道:“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尚尔尔,真可浩叹。”随即摘其谬误,作一校勘记寄去。半年后,他收
5、到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书记寄赠的校勘记抽印本,知翟来乐已自认其误,并重新译过,刊于该杂志1915年1月第5卷,又觉得“西人勇于改过,不肯»饰非,亦足取也”。涉足汉学,对于康乃尔时代的胡适实为不务正业。但此番试¹牟润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77年2月9日香港《大公报》。º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学衡》第19期,1923年7月。»《胡适留学日记》,台北商务出版社1959年版,第323、549页。先此胡适曾看过翟来乐所译《论语》。翟氏中文译名不一,多写为翟林奈,此据《胡适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22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
6、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版。·50·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笔,起点不低,翟氏父子相承,在整体水平不算高的英国汉学界可谓出类拔萃,并得到欧陆同行的承认。¹这对胡适改换门庭不无作用。当年他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选题却是后者完全陌生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论》(后以《先秦名学史》为题出版)。胡适在哥大很快结识了德国籍中文教授夏德(F.Hirth),这是当时国际汉学界鼎鼎大名的学者。他生于德国,在柏林等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以研究罗马喜剧获得学位。后进入中国海关,先后在广东、厦门、上海、九龙、淡水、镇江、重庆等地任职。其间业余研究中国问题,
7、曾任上海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China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委员、主席,获普鲁士政府授予的教授衔,并被推举为南德巴燕邦学士院会员。1895年退职后专心中国研究,因在º德国占领胶州事件上与李希霍芬(F.P.W.Richthofen)意见不合,在国内难以立足,经英国汉学名宿翟理斯(H.A.Giles)等人推荐,1902年起应聘为哥大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夏氏论著丰富,水准颇高,尤以广博著称,被视为在美德国籍学者的双璧之一。日本专门研究国际东方学史的石田干之助认为,如果20世纪前半叶称为“沙畹
8、—伯希和—洛佛尔时代(Chavannes-Pelliot-¹《¢ÄË博士N讣》,《史学杂志》第46编第8号,1935年8月;梁绳:《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丛刊》第2期,1942年1月。º李希霍芬为地质学权威,对于奠定中国地质学巩固基础贡献甚大,但所著《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