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古文辞类纂》评点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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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鼐《古文辞类纂》评点艺术特点[摘要]姚鼐执教扬州书院时因教授古文的需要，遂编《古文辞类纂》并附评点，以便弟子学习。但作为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姚鼐的评点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他选文、论文的观点。先是在序言中明确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选评标准，之后在评语中不仅指点古文写作的行文安排技巧，更是流露出对阳刚风格的偏爱，使其评点独具特色。[关键词]姚鼐；《古文辞类纂》；评点；艺术特点《古文辞类纂》的评点方式继承了前人评点的模式，有圈、点、夹批、总评，虽受章句之学影响较大，但因同属于针对文章的批评，可谓体同而意异。姚鼐的评语多处沿袭了一般古文评点的惯用手法——对比法，通过比照对待同类文体时不

2、同作家的处理方法或不同作者的相似风格，来分析文章的韵味气势、行文安排，褒贬明确，以示己意，如论《战国策·苏代约燕昭王书》“奇峻之气，有过季子”、刘大櫆《送张闲中序》“雄直似昌黎”、《章大家行略》“才似高于望溪，而叙处较望溪有俗气”等，指明各家文风的相近性，突出自己的审美趣味；而论韩愈《答李翊书》“此文学庄子”、10苏轼《策略四·破庸人之论》“东坡论策，其笔势多取于庄子外篇”、萧望之《驳入粟赎罪议》“词意皆本荀子”、刘大櫆《送姚姬传南归序》“淋漓遒宕，欧公学《史记》之文”、扬雄《长杨赋》“此篇效《难蜀父老》”等，则明示各家古文之间的联系，为学习者指出文本何处高妙及其渊源，显示了学习取

3、法的路径。除此之外，《古文辞类纂》的评点另具特色。首先，考证的引入。这是时代背景对评点的影响。乾隆中期学术风气经由戴震的倡导，纪昀、朱筠、钱大昕、王鸣盛等大力支持，及稍后的翁方纲、孙星衍、段玉裁等的追随，汉学之风盛行，考据已成为治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再加姚鼐本身亦从戴震学习过，且颇有心得。早在乾隆二十年戴震《与姚姬传书》末曰：“承示文论《延陵季子》处，识数语，并《考工记图》呈上，乞教正也。”可见二人往来论学之诚。同年，戴震《与王内翰凤喈书》[]论及“横被四表”之意，提出了假设，但没有求证，两年后钱大昕举《后汉书·冯异传》“横被四表”，姚鼐由举班固《西都赋》“横被六合”，此事特记于《与

4、王凤喈书后》。后姚鼐对戴《考工记图》中的不足与有疑之处作《书考工记图后》进行了更正、补充，如“轸”字，“东原释车曰：‘轸，谓之收。’此非也。”接着说道，“凡戴君说考工车之失如此，然大体善者多矣。余往时与东原同居四五月，东原时始属稿此书，余不及与尽论也。今疑义蓄余中，不及见东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后戴震弟子段玉裁注《说文》，在“轸”10字下先引“戴先生曰”，次引“桐城姚鼐曰”，后按：“以姚氏之说为完”，可以看出姚鼐小学的功力。基于学术氛围的影响及自身的学习，姚鼐的非学术性文章中也有着考据的影子，如名篇《登泰山记》，就被认作是融合了义理、考据、辞章的佳作。尽管此文比他明确提出义理

5、、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的学术主张要早二十年，但是在他的写作实践中已逐渐表现出了这点。因此，对考据的运用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现于《古文辞类纂》的评点中。例如，对韩愈《禘祫议》的批评就是对题材的考辩：唐高祖之祖虎佐周始封于唐，追尊为太祖景皇帝，其上懿祖，又其上献祖，唐自德宗以前议太祖禘祫之位久不定。建中二年，颜鲁公为礼仪，使上庙享，议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迁之尊，而禘祫之时暂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当时用其言。禘祫时以献祖居东向，而懿祖、太祖为昭穆。及贞元时，议者乃谓非是。下群臣议，改太祖为东向，而献、懿别祀焉。其时退之为四门博士，上议云云。朱子推公此议理学精深得报本，反始不忘所自

6、生之本义。公之说与吕公正同，然公之议竞不得见用于贞元之末，而鲁公之说乃得行于建中之初，盖当时鲁公名称位望为朝廷所信，固重于公之在贞元间。及乎鲁公去国，而当世遂不肯终守其说，移易是非迄乎终唐之世，为可惜也。又如，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总评：10余尝论东坡此书是子虚乌有之事，盖东坡在黄州既闻永乐徐喜之败，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发挥己意。其以烹宰禽兽为譬，乃是黄州戒杀议论也。史言神宗于永乐事后，恨昔无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卨之言未必能及东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毕秋帆续《资治通鉴》，取东坡书为方平实事，载于

7、元丰四年，又载帝述吕公著、赵卨事于元丰六年，是矛盾之说也。又方平乃佥人，屡为司马温公所弹，毕书据苏氏私怀作志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实也。此是对文中所用材料做的考证。又如晁错《论贵粟疏》中的夹批言：“《错传》言守边备塞、劝民力本二事，然则此篇与‘臣闻秦时’一篇同时上也，《汉书》以入《食货》，故传不载。亦可证贾生《太长息》之一在《食货志》内，为孟坚所分析尔。”此评语亦为考据言。除对题材、史料等进行考辩外，还有对写作时间的考证，如屈原《九章·惜诵》的总评曰：“此篇疑与《离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