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格与社会生态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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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人格与社会生态的论文由人格；上海社会；知识权力；政治环境；经济来源　　摘要：1920年代与1930年代之交上海的政治环境与媒体经济，为游离国家知识体制中心的胡适，提供了一个重构“知识权力”的社会场域，且亦成就了一段“知识权力”与“国家权力”抗衡的历史。从胡适的“言论冲动”中或可见证：自由人格，不仅是一种观念层面上的获得，亦是一种社会生态维度上的完成。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2)01004309　　　　freepersonalityandsocialecology-hush

2、i’spersonalitybehavioranditspoliticalandeconomicbackgroundduringhisresidenceinshanghai　　yezhongqiang(instituteofliterature,shanghaiacademyofsocialsciences,shanghai200235,china)　　keyent;sourceofine；abstract:thepoliticalbackgroundandthedevelopmentofmediaeconomyatthe

3、turnof1920sand1930sinshanghai,provideshushi,thenation'sintellectualsystemcenter,asocialfieldpulse”,thatthefreepersonalityisnotonlyafruitintheconceptlayer,butalsoanachievementinthesocialecologicaldomain.　　　　通常，我们习于将“自由思想”、“自由人格”这类知识分子话语，置诸人的精神层面来加以阐释，而较少从人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

4、关系中来进行解读，目的自在突出人的主体精神。.然则“环境造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格养成。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格，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则更有赖于其所安身立命的社会生态。　　192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版图上，出现了一次蔚为壮观的新文化人大迁徙，其主要目的地或驻足点即上海。无疑，他们是来寻找一个合适存身的社会生态的，或者，具体地说：他们是来寻找一个政治与经济庇护所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由北京南迁的教授、作家，他们中即包括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胡适。本文试以“重返历史”的方式，对胡

5、适寓沪时期的思想、人格行为及其所处的政治、经济背景加以考量，以期见出社会生态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形塑作用。　　一、政治与经济庇护所　　1926年7月9日，广州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同月17日，胡适离开北京赴伦敦参加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胡乃该委员会中国委员之一），会后他游历欧洲，并于年底赴美。翌年2月4日，他在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并最终取得了在该校毕业时（1917年）未获通过的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4月12日，他由西雅图登轮返国，24日船至横滨，其返程忽滞。　　尚在美国，他已接国内好友张慰慈来信，告以当时

6、北京政局：“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1］421在西雅图登轮当日，他又闻知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待船靠横滨，他即刻给在沪好友高梦旦发电，询问国内形势，高回电：“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1］427于是，胡适便在日本停顿下来，以作观望计。4月28日，其学生顾颉刚又来信“和

7、泪相劝”：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他们而累及先生。……记得两年前，先生在沪曾寄孟麟［蒋梦麟］先生一书，说要每天著进多少字，翻译多少字。这种事何不就在上海做一下呢。［1］428　　顾信意思十分明确：远离政治、择居上海、专心著述。对爱徒的良苦用心,胡适自然心领神会——原以为以自由知识者身份“干政”，可超越政治集团纷争之上，如今却遭来各方势力之嫌：张宗昌、张作霖在

8、北京先后杀害著名报人林白水、邵飘萍和共产党人李大钊，他因上年赴伦敦会时，采李大钊建议，取道莫斯科作随访,并发表了“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敬佩”[注：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等言论，颇蒙“赤化”之嫌。随着“北伐”节节胜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