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可的《再变记》和《千山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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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函可的《再变记》和《千山诗集》清乾隆四十年（1775），即函可死后116年，乾隆皇帝亲自下一道“圣谕”：“朕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有千山和尚诗本，语多狂悖，自应查缴销毁。查千山名函可，广东博罗人，故又称博罗剩人。后因获罪，发遣沈阳。函可既刻有诗集，恐无识之徒目为缁流高品，并恐沈阳地方为开山祖席，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著弘响、富察善即速确查，从前函可在沈阳时曾否占住寺庙？有无支派流传，承袭香火？及有无碑刻字迹留存？逐一查明，据实覆奏。”于是，凡函可住过的寺庙，函可在双峰寺所遗留下来的碑塔尽行拆毁，《盛京通志》原载有函可事迹，也被逐一删除；函可的《千山诗集》和《千山语录》被列为禁书。函可的著

2、作为什么会令乾隆如此震怒，要兴师动众地加以声讨和销毁？事情还得从乾隆的曾祖父顺治皇帝说起。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洲八旗金戈铁马纵横中原，神州动荡，明社倾覆。当时函可在惠州任罗浮华首台都寺，闻国变，“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经），附官人舟入金陵。”居住在老朋友江陵名士顾梦游（与治）的楼上。适逢清兵渡江，南京陷落，“亲见诸死事臣，记为私史。”这部私史，就是函可以亲身闻见，密记金陵沦陷时弘光帝被虏，诸臣死节和万民遭秧的事实，名为《再变记》。《再变记》只是手稿，未及刊刻即被清兵搜出，今已不存。但当时函可的一些朋友读过，如邢昉读后，

3、就曾写下《祖心再变纪漫述五十韵》（诗载邢昉《石臼集》），《再变纪》的主旨和基本内容于中尚可窥見。如诗云：“所恨丧乱朝，不少共驩辈；城头竖降旗，城下迎王旆。白头宗伯老，作事弥狡狯；捧献出英皇，笺记称再拜。皇天生此物，其肉安足嘬。养士三百年岂料成狼狈。”这显然是指南京陷落后，以礼部尚书钱宗伯（谦益）为首的南明大臣投降清兵的失节丑行。南京城破前夕，钱谦益的妻子柳如是深明大义，劝夫以死殉国。岂料钱宗伯跳入水中还没一会儿，说了一句“水太凉了”就自个儿爬上岸来，带领大臣投降清军去了。“白头宗伯老，作事弥狡狯”，指的正是此事，《再变记》对此加以无情的鞭笞是可以想见的。又如：“幸有两尚书，臣节堂堂在。”

4、，两尚书是指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和刑部尚书高倬。前者死于抗清，后者死于殉节。对他们以身许国的高风峻节，《再变记》也显然作了热情颂扬。由此可知，函可《再变记》汉贼誓不两立的立场是很鲜明的。正如刑肪在另一首《和祖心上人（函可）游城南谒方正学先生祠》诗写的那样：“寂寂荒祠野霭昏，萧萧残碣倚松根。金川门又成亡国，石子冈偏欲断魂。昔日麻衣惭叔父，于今青草失王孙。废兴自古须臾事，独有先生恋主恩。”诗人以明初大儒方孝孺的忠贞节烈来揄扬函可。顺治三年暮春，函可由南京返回广东，同年，又重游南京。函可在兵荒马乱中不辞艰危，去而复返，表面上是印刷经书，实际上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推测，“实暗中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

5、说。”顺治四年冬，函可再次返粤，在行里中挟带着《再变记》出南京城，被巡城的清兵搜出，同时被搜出的还有福王朱由崧答阮大铖的书信。函可这次出城的牌文，是明朝降臣被顺治皇帝封为九省经略招抚江南大学士的洪承畴所发。洪在前明曾是韩日缵的门生，与函可是故交，当时正驻节南京。为此，满人大为震惊，以为其中必有内情，严加追究，这就引发了入清以来的第一宗文字狱。据记载：当事疑有徒党，对函可“拷掠至数百，但曰某一人自为。（用刑的）夹木再折，无二语……项铁至三绕，两足重伤，走二十里如平时。”事情也牵连到顾与治，“与治与剩和尚生死周旋，白刃交颈，人鬼呼吸，无变色，无悔词”，使当事者抓不到任何把柄。洪承畴为避嫌自保

6、，把此案移送北京处置。他在顺治四年十一月写给清廷的奏章说：“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东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回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须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其僧徒金猎等四名，原系随从，历审无涉，臣谨将原给牌文及函书贴封送内院，乞敕部察议。”于是，身受重伤的函可被顺治下旨“拿解来京”。函可的弟子们也随后赶到，“燃指为灯，

7、号于都门”为师伸冤。顺治五年，函可终因《再变纪》言论“有干我朝忌讳”获罪，流放沈阳，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成为满清王朝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曾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函可的这一段史实，同时指出：“当时反清复明之势力皆欲争取亨九（按即洪承畴）。巴山等拷问函可，即欲得知洪氏是否与此运动有关。洪氏避嫌，不定函可之谳，清廷亦深知其中微妙之处。所以谕慰洪氏，轻罪函可者，盖仍须藉洪氏以招降其他汉人士大夫如瞿稼轩辈。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