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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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文治与清末商政【作者简介】余子侠，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湖北　武汉　）【内容提要】清末“新政”时期，唐文治以朝廷倚重的“干员”身份参与新立商部暨农工商部的商政变革。他通过拟上奏折，借助朝廷推力加强各地实业兴办的筹划和管理；通过促设商会，借助民间结社厚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通过创办实业，借助经济实体的样板作用以开全国风气之先。他的所作所为的时代意义，有助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国家

2、经济利权的保护。然而正值自己政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与朝廷作了彻底的“买断”，由此留下1个值得后人探研的课题。【摘要题】近代人物【关键词】唐文治/清末/商政【正文】唐文治(1865—1954)，字蔚芝，号茹经先生，江苏太仓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在其平生事业中，除主持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校政外，还有1大人生亮点即是在清末“新政”时期供职于商部。本文根据唐氏在商部暨农工商部任事期间的所作所为，掀开清末商政变革之1角，并揭示出在1个腐朽没落的

3、政权下，某些身怀伊尹之志意欲有所作为的人物的诸多无奈，以供处社会转型时期的今人借鉴。　　　　1自1903年秋8月入商部，至1906年冬因母丧辞去农工商部1切职事，唐文治在商部任职不过3年稍余，然而数年间他却1迁再迁，由商部右丞而至跻身署理尚书之显位，1切皆因他勤慎趋公而任事精干。而他能在新的事业领域1层高手，用实际政绩证明自己能堪大用，又皆归因于两次出洋阅历之所获所得。先是，唐文治于第2次出使归国后，利用“公务之暇”，即代“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的“固山贝子&rdq

4、uo;载振编撰成《英轺日记》102卷，“进呈御览”（注：据载振之子溥铨先生所撰《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记：“我父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英轺日记》1书，闻系由随行参赞唐文治整理。”(转见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85—9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由于该书于欧美日诸国风物政教“详载靡遗”，对列强各国致富强国之道颇多“择善讽行”“尤具深意&

5、rdquo;，其中诸多见解颇合其时正行“新政”的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心意，故而唐文治日益受到朝廷的注意，而他有关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议论和主张也颇为当政者所重视。自1903年正月起他被指令每8日进大内1次，不久又连续得到“引见”，并委以协助伍廷芳编订《商律》和筹设农务、工艺、铁路、矿务诸公司的大任。其时，清王朝已公开表示，“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值国家国计民生积贫积弱之际，“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故而在推行“新政&

6、rdquo;时确定“商务实富国之基”[1](p5013，5388)，意欲通过制订《商律》作为则例，创设路矿诸公司作为起点，借以实现“保利权而兴商务”的经济改革之目的。就在唐文治着手《商律》编订之时，受“通商惠工”上谕的鼓励和“兴商富国”时尚的感染，广东籍华侨富商张振勋根据时务向清廷呈上议论商务利弊的条陈，提请朝廷允准招商承办农工路矿实业等振兴商务事宜102条，同时“报效”1笔“巨款”。

7、清廷随之赏赐张氏“候补3品京堂”，并著令载振对其所上条陈“议复”。这位天潢贵胄接旨后再次借力于唐文治，将议复之事转交唐拟稿奏复。唐文治借代载振拟《议复张振勋条陈商务折》，将自己早在出洋期间就有所构思的兴商理财方略，尽情向最高当政者展示出来。在近2万言计议102事的奏折中，他明确地请求朝廷开设“商部”以利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窃维近世之言理财者，莫不以振兴商务为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农。何者？盖商必有其为商之品物，无工则无以为商也；工必

8、有其为工之质料，无农则无以为工也。故欲求商务之兴盛，在先求工业之精进，欲求工业之精进，在先求农事之振新。汉司马迁论货殖之源流，尝曰中国人民待农而食、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此其先后缓急之序昭然明矣。臣等……窃尝欲本此意，创设农务、工艺、铁路、矿务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