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富阶层” 与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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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富阶层”与社会公平【纲目号】090403【作者】李培林【原文出处】北京社会科学【原文日期】19950215【原文页号】57～63【出版单位】北京社会科学杂志社【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文献形式】文章    　　　　一、利益格局的变动    改革以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产品和劳动可以实行统一的调拨，城市中全民和集体单位里的劳动者是统一按国家制定的标准领取工资的职工，农村人民公社里是清一色的社员，大家在原则上都是按照劳动时间支付取酬。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职工之间以及农村社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来说是很小的，影响收入状况的因素在城市无非是职位、工龄、行业、地区，在农村则主要

2、是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家庭的劳动力。在同一职位等级、同一年龄段、同一行业和同一地区，职工之间和社员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收入差距。    改革以后，通过农村的家庭经营承包和城市的企业承包首先产生了以家庭为单位和以企业为单位的独立的利益主体；向地方放权和实行财政的“分灶吃饭”制度，造就了以社区和地区为单位的独立的利益主体；打破单一公有制格局后，在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情况下，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等等都成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国有企业的“利改税”、“拨改贷”、股份制改造以及指令性计划和配额的取消也使他们更接近于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一大批事业单位的企业化管理和走向市场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利

3、益主体意识。此外，“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从观念上破除了长期以来在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劳动效益成为比劳动时间更为重要的影响劳动收益的因素。最后，对股息、利息、红利等资本收益合法性的法律确认和法律保护使整个财富分配中按资分配的比重大大上升。    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的利益相对独立化、主体化使单一公有制条件下均质的利益格局发生刻深的变化，以收入水平作为标志的利益差距明显扩大。在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中，原有的职位、技术等级、工龄、行业、地区等因素虽然仍发挥着作用，但单位分配体制、企业经济效益、资本占有状况等等成为新的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变量。    尽管按劳动时间取酬的原则在总体上

4、已经被打破，单位与单位之间因经济效益的不同而在收入上产生重要差别，但同一国有单位内部分配的平均主义倾向并没有消除，一切旨在破除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改革都在现实中受到顽强的抵抗：奖金的设立原本是要使收入与劳动贡献挂钩，但具体实行中由于利益均衡这一深层分配观点的制约，经济奖励的效用却随劳动贡献的增加而呈递减趋势，奖金实际变成了附加工资而不是对超额劳动的奖励，奖金的分配比工资更加平均，所有在国有单位拉开收入差距的体制变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又通过各种形式迂回地得以修复，奖金和福利的相互攀比在一定情况下更加使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扩张到国有单位之间，而不仅仅是在单位内部。    与此同时，各阶层

5、、各群体之间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利益差距在迅速扩大：    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城镇居民为生活费收入，农村居民为纯收入）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７２∶１扩大到１９９３年的２．５４∶１；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异由１９８５年的２．２４∶１扩大到１９９３年的３．０６∶１；城乡居民人均商品零售额之比由１９８５年的２．２９∶１扩大到１９９２年的２．４３∶１；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差距从１９８５年的６．０３∶１扩大到１９９２年的７．９３∶１。    在地区之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西部地区为１）由１９９３年的１．６∶１．１∶１扩大到１９９２年的２．８；１．３∶１，改革以前职工平

6、均工资相对较高的边远地区（如陕西、甘肃、新疆、宁夏、云南、贵州等地），现在的平均工资已大大低于东部地区。    在行业之间，地质勘探、采掘及其他重工业部门工资较高的优势已不复存在，物质生产部门的职工的平均工资已低于流通领域职工的平均工资，生产工人的收入大大低于餐饮服务业、商业、旅游业、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    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更加明显。据１９９２年的统计，“三资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比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高５０—６０％，比城镇集体单位高一倍多；个体户与工薪阶层的货币收入相差３—５倍，实际收入大约相差一倍；私营业主的收入因企业规模不同而有很大差别，但一般要比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高

7、出十倍以上。    在同一群体内部，由于职业的分化，收入水平也出现很大差别，农村劳动者群体就是如此。    中国目前收入分配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和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的同时并存，而且从本质上说，“大锅饭”也是一种影响劳动效率的“分配不公”现象。    　　　　二、发展机遇与社会公平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以来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群体利益差距有了明显的扩大。但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