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 意识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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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葛兆光【内容提要】本文从北宋石介的《中国论》与欧阳修的《正统论》开始说起，试图指出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种不同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真正形成，不仅成为宋代士人极力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而且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远源。【关键词】宋代，中国，正统、道

2、统，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一、“中国论”与“正统论”：中国意识的真正凸显在思想史上，北宋时期有两篇文献相当引人瞩目。一篇是石介的《中国论》，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看到的古代中国第一篇专以“中国”为题的著名政治论文，不仅因为作者是北宋学术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而且这篇论文中民族情绪非常激烈，甚至可以说非常极端，显示了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焦虑，在这一篇和另一篇《怪说》中，他异常严厉地区分着“中国”和“四夷”的空间差异，“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也异常严厉地区分着“中国”与“四夷”

3、的文明差异，君臣、礼乐、冠婚、祭礼等等体现的是文明的中国，而被发文身、雕题交趾、被发皮衣、衣毛穴居的，当然是野蛮的夷狄，如果不仅在空间上杂处，文化上也发生混乱，那么“国不为中国矣”，因此除了在空间上“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重新清理是相当重要的，他说：“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而其中最迫切的，就是抵御最接近瓦解“中国之常道”的佛教，因为它“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情，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常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中国论》，分别见于《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11

4、6页，中华书局，1984。又参看《怪说》上中下篇，《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60-62页。。一篇是欧阳修的《正统论》欧阳修《正统论》（康定元年）三首，载《欧阳修全集》十六《居士集》卷十六，265-273页。《正统辩》上下两篇，见《欧阳修全集》卷六十，《居士外集》卷十，863-865页，中华书局，2001。历史学上的正统论争论的兴盛，在于重构和确认历史，也在于为这个处在“尊王攘夷”关键时刻的王朝，建立文化上的民族上的认同基础，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看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尤其是35-42页，

5、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这篇论文在当时反应颇热烈，不仅因为作者是思想史、文学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个枢轴式的人物，而且他的意见与他自己对前代历史的深刻认识和书写实践有关，历史的认识和书写又关系到当时知识阶层对于传统经验与教训的梳理和对现实政治合法性的确认。现代研究者从这些文献中普遍看出，古代中国相当长时期内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正是在这一时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

6、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这种情况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11发生在唐宋之际的这一变化，很多学者都讨论过，比如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指出，从安史之乱开始，“夷夏之防亦因而转严，然一种具有悠久传统之观念，往往不易于短时间完全改变，故有唐后期国人之夷夏观念，犹不若宋人之严”原载《大陆杂志》二十五卷八期，1962年10月，收入其《汉唐史论集》209-226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1995。，他看出宋代华夷观念越来越严厉的历史事实。在《唐型文化与宋

7、型文化》中他又具体指出，这种观念变化的原因，“一是由于外族叛乱及侵凌的刺激”，“二是科举制度的发达。……社会上逐渐形成重文轻武的风气，进而产生中国文化至上的观念”，“基于上述两点原因，国人仇视外族及其文化的态度，日益坚决，相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热爱，逐渐建立了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原载《国立编译馆刊》一卷四期，1972年12月，后收入《汉唐史论集》，362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2，1995。傅乐成讨论宋代文化时，指出“民族意识、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是构成中国本位文化的三大要素，这些要素都在宋

8、代发展至极致”，同上，372页。。陈芳明在讨论宋代正统论的时候，也指出宋以前“只有实际的正统之争，没有正统理论的出现”《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载《食货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71年11月，后收入《宋史研究集》第八辑29页，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6。此文认为，宋代出现此论，是因为以下原因，一，鉴于五代的纷乱，二，治春秋学的盛况，三，修史所遭遇的问题。并引蒋复聪《宋辽澶渊之盟的研究》语称，真宗时代的天书事件和封禅祀汾阴，“表面上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