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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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学者对“道”作了各种探索，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使之具备了非常丰富的内涵。且不说先秦诸子“各道其所道”的阐发，仅以汉代以后最主要的思潮而论，就有唐宋古文学家提出的“文以载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义理明道”和清代朴学家提出的“训诂明道”等不同命题。《六经》为“道”之载体，所以求“道”必于经学入手，这大概是汉代以后历代儒家的共识。到清代乾嘉时期，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明确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对于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前贤亦有研究，但大多认为仅仅是针对清儒“训诂明道”观念而

2、发。钱穆指出：“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1](P421)余英时也认为：“我们试以实斋之‘道’与当时考证家由分疏六经中之名物、制度、字义等所得之‘道’作一比较，即可见两者不但迥异，抑且适处于相反的地位。……综观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2](P56-59)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章学诚“以史明道”观念，就会发现他不仅不完全

3、赞同清代经学家标榜“训诂明道”的观念，而且也反对唐宋古文学家片面强调“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宋明理学家枵腹侈谈“义理明道”的观念，其“以史明道”的内涵表现为根绝辞章、义理和考证三者纷争，避免三家各执一端而矜炫得“道”的弊端，具有独特的明“道”方法与观念。一章学诚认为，宋明理学家主张“义理明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架空了经学致用的功能。按照传统儒家的看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所传的道统，至孔子删述《六经》而见诸文字，是以后人求“道”必于《六经》，汉唐诸儒皆如此。至唐宋以后，理学兴起，学者开始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纷纷深

4、究《六经》的义理和孔子的微言大义，试图找到超越特定时代和具体事物而永恒存在的“道”。其实，孔子未尝离事而言理，更没有为后世空悬《六经》之道。章学诚指出：“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乾坤焉。夫夏时，《夏正》书也；乾坤，《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三在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不论是“文以载道”，还是“义理明道”，抑或是“训诂明道”，开始倡导其学术观念者都是针对学术中存在的积弊有为而发，对丰富“道”的内涵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社会上追随风气而骛于功名的末流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加重了各种学术思潮的偏颇，最后

5、走向了反面，与开创学术思潮的初衷背道而驰，结果阻断了探索“道”的正确路径，反而造成“道”晦而不明。章学诚指出：“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3]（《原学下》）由此可见，章学诚并非仅仅针对清代朴学“训诂明道”的局限和偏狭提出批评，而是全面考察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抨击历代学者各自尊崇辞章、考订、义理明“道”而分畛域

6、，相互轩轾攻击的错误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明“道”主张。他说：“所谓学者，果何物哉？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君子学以致其道，亦从事于三者，皆无所忽而已矣。”[4]（《与朱少白论文》）这就说明，学者如果具有明确的意识和正确的方法，训诂名物制度可以充实“道”的内涵，著文阐发道理可以丰富“道”的形式，探究事物义理可以提高“道”的层次，三者交相为功，就会大大促进人

7、们对“道”的探索进程，亦即对事物的真理和社会的规律的正确认识。章学诚对“道”的阐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性质。他反对学者仅仅局限于通过《六经》明“道”的偏见，力倡“以史明道”的观念，对“道”的认识达到了古代史家最全面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史学功用的理论。首先，章学诚超越了历代儒家仅仅从《六经》中求“道”的局限，考察《六经》以前“道”的存在方式。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

8、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3]（《原道上》）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是说“道”是随着事物的产生、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即如人类社会中仁义忠孝、礼乐刑政之“道”，也是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