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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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一、引言当乾嘉时期，考证学在特殊条件下出现了极度的繁荣，学者趋之若鹜，醉心其中。然而在嘉道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前后，以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为代表，相继撰著了一批关注现实，反映挽救社会危机需要的史学著作，局面出现了很大变化，由“考史”而“著史”，由闭口不谈现实问题而密切结合现实需要、表达爱国义愤。从考证学一统天下到经世致用、救亡图强史学思潮的出现，这种学术风气的剧变是短短三四十年间发生的，变化之巨大、深刻，绝非乾隆年间所能想象得到。其中有社会的、学术的、哲学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值得深入地探讨和总结。学术风气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发生

2、了剧烈的变动。乾隆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吏治极端败坏。王室、贵族、官僚的穷奢极欲和层层官吏的贪污贿赂都转到对民众残酷榨取上。张际亮曾满含悲愤地控诉官吏的贪毒残民是“鹰羶遍野，豺狼噬人”，他揭露官府凶残地剥削掠夺，致使百姓没有活路，“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注：《张亨甫全集》文集卷二《答黄树斋（爵滋）鸿胪书》，［清］同治六年刊本。）大批农民被迫外出逃亡，造成城镇大量浮民和许多地区数量巨大的流民群。龚自珍对社会危机的深重有极敏锐的观察：“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厥，不士、不工、不农、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

3、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西域置行省议》，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页。）大量流民转徙各地，是当时社会极不稳定的显著标志。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接踵而至则是鸦片走私严重，吸毒人数众多，白银大量外流，清朝国库空虚，西方殖民者更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总之，嘉道之际清朝统治陷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有识之士敏锐地感到时代“变”的特点：一是清朝由盛到衰的“变”；一是必须寻求“变革”，作为挽救危机局面的对策。龚自珍形容当时社会已到“日之将夕”的“衰世”，“人畜悲痛，鬼神思变

4、置”（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平均篇》，第78页。）。时代的急剧变化必然引起学术思想的变迁，经世思潮重新抬头，有越来越多觉悟了的人物呼吁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前的课题。学风的转变，就是由脱离实际到经世致用，由讴歌升平到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申明自己治史的重点是要揭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并委婉地以《日知录》自比，申明自己的著述目的是对国家社会有用，已经传达出重要的信息。到龚自珍提出良史的责任是“忧天下”，“探世变”（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7页。），更是学风转变的重要标志。嘉道之际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应从

5、多层面作深入的考察，主要是：当考证学如日中天之时，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内部已有分化，后期的著名考证学者中，有的更明显地露出注重探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端倪；考证学派以外的学者，即“乾嘉别派”，已对考证末流的烦琐学风作尖锐的批判，影响扩大；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公羊变革学说提供了新的哲学武器，成为进步学者用来观察国家民族命运和学术风尚的指导思想。以上四项的推动，汇成强大的“合力”，终于冲开沉重坚实的旧堤坝，开创出学术的新局面。二、考证学派中重经世、论盛衰意识的生长乾嘉三大考史名家是钱大昕、王鸣盛和赵翼。以往评论三大家的学术，主要从其擅长的学术领域有所

6、不同、方法或特长不同着眼，只看到横向的差别。实际上，钱大昕主要是考证方法严密精良、考证成果精当；王鸣盛除精于考证外，还重视对一些历史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分析考辨，长于评论；而赵翼的考史著作，更有理论色彩，他已做到从大量个别史实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个时期历史的趋势，阐述社会史或制度史的一些通则，探究盛衰治乱之原，可以说，赵翼的成就代表了考证学发展的后段。依我看来，钱与王、赵的差别，实则是乾嘉考证史学前后段的差别。无怪乎当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廿二史札记》书稿完成之时，七十四岁的赵翼带着它专程从家乡常州到嘉定，送给比他年岁略小、但名气很大的钱大昕征求意见，钱氏为他作序，作了极高评

7、价：“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也。”（注：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5页。）钱氏推许此书“有体有用”，即发挥了儒学经邦治国之体，具有经世之用。又盛赞赵翼探究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变化，显示出宏远的见识，因而使年老衰病的他，读后精神为之振作。这些话，完全符合赵翼著史的宗旨和书中的内容，绝非虚夸客套，而且，可以视为是钱大昕这位在考证学领域具有通识的学者对于赵翼过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