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鸳鸯蝴蝶派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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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对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近年来有过度拔高的倾向，这应该是对过去全盘否定的一种矫枉过正，或许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鸳鸯蝴蝶派的兴起进行考察，提出它是晚清社会改革，尤其是废除科举的一个必然结果。循此，进一步研究了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职业化的社群如何进入口岸城市社会，成为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共同体，解释了它的兴起的历史必然和经济基础。同时对鸳鸯蝴蝶小说的读者群体，即市民阶层进行了意识形态分析，指出市民文化对鸳鸯蝴蝶派文学价值生成的规约性和局限性。引言：鸳鸯蝴蝶派的发生之成为问题围绕“鸳鸯蝴蝶派”，似乎打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笔仗。自从它刚一

2、诞生，就有来自外界很强烈的反应。最早为之总结，并发攻击的应该算1915年梁启超的《告小说家》，1再后来是钱玄同、周作人、鲁迅、郑振铎、沈雁冰等一大批新文学家的猛烈抨击。之后断断续续，对鸳鸯蝴蝶派的声讨仍是不绝于耳。在当时众多的责骂嘲笑声中，鸳鸯蝴蝶派作家们似乎并不为之所动，依然是我行我素：你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就接受你的称谓，你骂我是“文丐”，我就用“文丐”的笔名发表文章。2只有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鸳鸯蝴蝶派得以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才真正完全丧失，在文化上自然没有了立脚之地，作为一个流派便很快风流散。这时的批评更多的来自于文学史的写作。20世纪50、6

3、0年代几本通行的文学史几乎不约而同地称鸳鸯蝴蝶派为“小说逆流”、“小说的反动”、“文坛逆流”之类，3似乎要牢牢地把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市场经济地位确定之后，中国文坛便不期然涌现出大量休闲、娱乐、武侠之类的作品，似乎又接续了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香火，鸳鸯蝴蝶、风花雪月、江湖武侠等等被尘封多年的东西又潮水般涌来。文学研究界对此也并非无动于衷，“超越雅俗”、“鸳鸯蝴蝶派‘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命题也接踵而至4，纷纷为鸳鸯蝴蝶派争取理论的合法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在追

4、求学术独立的口号下，抑或在追求学术研究的创新和突破的一片呼声中，鸳鸯蝴蝶派连同张爱玲、苏青等人的价值放在新的天平上被重新掂量。于是，在放逐诸神，推翻典范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重造新神，再立经典。所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经过多半个世纪的埋没，鸳鸯蝴蝶派重新被打捞出来，几经打磨，又放光彩。一个文学流派，乃至一段文学史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遭到贬抑，悄然隐入历史的背景中，而在另一个特定的时期又复被重新发现，得以复活，给它重新赋予意义，这其实是平常的历史现象，古语称之为“借尸还魂”，用当下时尚的语言叫做恢复“文化记忆”，重理“思想资源”。尘封多年的鸳鸯

5、蝴蝶，在20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坛和学界又翩翩飞舞，而且愈加色彩斑斓，这其实是人们重新挑剔出一段遭到压抑的历史线索，为当下的某种思想困境寻找突破的一种策略。似乎不必煞费苦心地去寻找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这样做倒不是因为其间涉及的线索和面相太过复杂，只是因为如若单纯究诘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往往又会遮蔽掉另一些更重要的认知向度。比如说，你可以指出自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对鸳鸯蝴蝶派——乃至对整个50、60年代否定或批判过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开展了持续不断地历史面貌的“恢复”工作，其实是配合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所谓“思

6、想解放运动”，不过是文学上的“拨乱反正”，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只不过这种政治行为与80年代以前的方向恰恰相反而已。你还可以进一步指出鸳鸯蝴蝶派以及张爱玲等海派文学家的重新发掘，他们作品中的通俗性、市民性、娱乐性被给以重新评价，甚至被推至高出另一些新文学作家——比如鲁迅和茅盾——的作品水平的地位，也不过是与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地位的确立有关，因为文学的商品价值、文学运作的市场形式、文学创作的商品取向、文学价值的货币化评价标准等等这些现今流行的东西，都在鸳鸯蝴蝶派那里，在鸳鸯蝴蝶派发生的年代最早确立。90年代人们重新发现鸳鸯蝴蝶派，所产生的相见

7、恨晚的感觉，以及当下过度拔高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其实也是符合当前文学资本化的新的意识形态，仍然不脱政治的羁绊。你甚至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梳理出一条文学与政治经济之间相互关联、纠缠的理论线索来。但这些工作都必须首先解决一个前提：鸳鸯蝴蝶派是怎样进入历史的。进一步引申的问题便是，在清季民初，这个文学集团是怎样嵌入世纪初上海那个纷繁动荡而又相当活跃的文学时空的?历史给它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它的哪些特质恰恰契合了彼时的文化神经?那些作品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启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提供了哪些思考问题的向度?它在艺术创造上究竟为自己预留了多少发展空间?它的美学含量究竟有多少?它的致命伤

8、在哪里?它缘何成为新文学家攻击的对象?等等。若想切实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