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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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内容提要】头下制度是辽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头下制和头下军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头下制的渊源，头下的形态和性质，辽朝头下军州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以及头下军州的制度层面的诸问题，并对三　　辽朝的头下制度与中原王朝普遍存在的食邑制度有何区别？这是一个必须予以澄清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头下的性质。　　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辽朝也有爵封制度。据王曾瑜先生考证，辽爵从两字国王至开国县男凡14阶，各有相应的食邑；其中自开国县侯（第8阶）以上有食实封。但辽朝官员食实封的具体规定已不可考

2、。[36]我们知道，汉魏时代那种食租税的采邑制，自隋唐以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妨参考一下宋朝的食实封方式。赵昇《朝野类要》卷三爵禄门“食邑”条云：“官序及格合封诸县开国男以上者，随有食邑户数，盖比古之小大诸侯得国也。若又及格，则有食实封几百户。旧制，每实封一户，随月俸给二十五文。其加封则自有格法。”如此看来，宋代的所谓食实封已经完全俸禄化了。　　不管是汉魏时期的食租税方式，还是唐宋以后的食邑俸禄化，爵封食邑制所体现的无非是经济意义，而辽朝的头下制度则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头下户与头下领主之间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他

3、们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是头下主的私奴和部曲。这就是头下制度与食邑制度的主要区别所在。路振《乘轺录》在介绍辽朝官僚的俸入时曾说：“其在廷之官则有俸禄，典州县则有利润庄。”陈述先生认为这种利润庄实际上就是州县官的头下，称其“与头下军州不过大小之别，性质上殆无或异”。[37]贾敬颜先生亦谓“此投下制度之施于汉地州县者”。[38]这显然是将头下制度与食邑制度混为一谈了。路振说的这种利润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食租税方式的食邑制，或是类似于宋代的职分田，与“在廷之官”的俸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怎么能与头下相提并论呢？　　研究辽朝

4、的头下制度，还必须涉及斡鲁朵的性质问题。自津田左右吉以来，中外学者早已形成一种共识：就其实质而言，斡鲁朵可谓皇室之头下，故隶属于斡鲁朵的州县就是皇室的头下城，隶宫州县民户就是皇室的头下户。[39]这种传统观点近年来受到了挑战。杨若薇教授指出，只有隶宫籍并扈从皇帝四时捺钵的宫分户才是皇室的私有人户，而隶宫州县民户与宫分户有别，他们虽负有向行宫提供徭役的义务，但却并非以皇室头下户的身份、而是以国家编户齐民的身份来承担由地方州县统一调发的此类徭役。因此她认为隶宫州县不是皇室的私城，隶宫州县民户也不是皇帝的头下户。[40]

5、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新检讨的问题。不过对于隶宫州县与斡鲁朵的关系，我们目前能够知道的情况非常有限，故很难准确判断它与头下军州的异同。尽管存在上述不同看法，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对斡鲁朵的基本性质的认识，因为至少宫分户的身份是明确的。余靖《契丹官仪》曰：“自阿保机而下，每主嗣立即立宫置使，领臣僚，每岁所献生口及打虏外国所得之物尽隶宫使。每宫皆有户口、钱帛，以供虏主私费，犹中国之内藏也。”[41]显然，这与宗室、外戚的头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现在需要探讨的是有关头下军州的制度层面的问题。首先，关于头下军州的领主资格，《

6、辽史·地理志》的说法是：“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馀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这里说的横帐乃是泛称，包括太祖一支的大横帐以及三父房，即所谓一帐三房，亦称四帐皇族；国舅即外戚萧氏。从[1]《黑鞑事略笺证》，载《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2]陈述：《头下释义》，《东北集刊》第1期，1941年6月。[3]参见安部健夫：《元代投下の语原考》，《东洋史研究》3卷6号，1938年；岩村忍：《モンゴル社会经済史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8年。[4]参见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

7、，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15页。[5]见前揭陈述：《头下释义》。[6]《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7]见前揭陈述：《头下释义》。[8]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7页。[9]《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此文修订本后来收入《金史论稿》第2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仍保留了这段文字。[10]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312～313页。[11]北京大学历史系油印本，第14～15页。[12]李锡厚：《头下与辽金“二税户”》，《文史》第38辑，19

8、94年。[13]宋琪：《平燕蓟十策》，兹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二御边门，以《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四参校。篇名从邓广铭先生所拟。[14]陈述：《头下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3分册，1939年。[15]《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头下军州”。[16]《辽代社会史研究》，三和书房（京都），1952年版，第226页。[17]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