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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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摘要】吴又可的戾气学说虽然深刻地揭示了戾气致病的总的规律和特点，区分了戾气致病与六淫致病的不同特点，对临床上全面认识疫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但其完全割裂了戾气与六淫的联系，使之无法与中医理论体系内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贯通，难以融入中医理论体系。有鉴于此，笔者根据《内经》的疫病理论，结合历代医家治疫实践，分析了吴又可的戾气学说的利弊，提出了六淫为六气之太过，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以期使戾气学说融入中医理论体系。【关键词】戾气；六淫；六气；审因论治自吴又可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之后，备受推崇，被誉为“温病病因的

2、伟大创见”［1］“中华新医学的曙光”［2］“诚瘟疫门中字字金针，无可訾议”(《温疫论类编·自序》)。于是在中医疫病学说中就形成了一种理论与临床相悖的情况，即在理论上认为戾气是六淫之外的一种特殊邪气，在临床上却按照“六淫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即使在现代微生物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在临床上治疗疫病仍离不开“六淫学说”，如张立山等［3］认为SARS的病机特点为热毒犯肺，酿生湿毒。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与临床脱节的现象不利于中医疫病学说的发展，因此提出戾气为六淫之极的观点，以就正于同道。　　1《内经》的五疫属六气变化范畴　　《素问·刺法论》提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里的五疫是

3、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疫病，这些疫病的病因到底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的戾气，还是由六气变化所致？从《内经》的本意来看，应该是由六气变化所致，在《素问·刺法论》中将疫病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五运六气之司天在泉的异动所致，“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也就是说甲子司天之年刚柔失守，司天未能迁正，在泉便孤立而空虚，四时次序不按节令的寒温，气候像音律一样不能相应，三年左右就可能发生大疫。《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也认为疫病的产生与运气变化相关，“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

4、后天，……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以上说明《内经》认为导致五疫发生的病因是五运六气运气变化，而运气变化的核心内容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内经》对五疫病因认识属六气变化范畴。　　2古今治疫，均按“六淫学说”进行审因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说其宗族死于伤寒的有十分之七，可见当时伤寒是指疫病。《伤寒论》一书是对东汉末年频发流行的寒性疫病的病程规律及其常见证候的临床记录和理论升华，其论治不离风、寒、暑、湿，其用药不离寒、热、温、凉；吴又可的《温疫论》虽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也曾设想

5、不需辨证求因的特效治疗，“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但其未能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治疗疠气的特效药物，“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因此其对疫病治疗初期用化湿清热的达原饮，中期用辛寒清热的白虎汤等，仍然离不开六淫病因治疗的体系。清代余师愚著《疫疹一得》，详论疫疹，对疫病的辨证论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医疫病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余氏论治疫病仍未离开六淫病因治疗的体系，认为疫证的发生应责之于火毒。如《疫疹一得》中说：“瘟既日毒，其为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日君日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也，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

6、火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蠼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其对疫病治疗主要用清热解毒的清瘟败毒饮和清心凉膈散为主方；清代疫病大师杨栗山在理论上继承了吴又可的学说，“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早涝、疵疠烟瘴之毒气也”，在临床上将戾气改头换面，复归于六淫病因之中，认为疫病“得于天地之杂气，怫热在里，由内而达于外，故不恶寒而作渴，此内之郁热为重，外感为轻，兼有无外感而内之郁热自发者，又多发在春夏，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近代

7、中医治疗疫病莫不以“六淫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如商让成等［4］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梅琰等［5］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张立山等［3］治疗SARS等。可见，在临床上，辨别疫病病因的六淫性质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历代医家对疫病病因性质的认识，主要是根据疫病发病后的临床表现，再根据六淫性质进行分析而得来的。　　3吴又可戾气学说的缺陷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可以说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共同建构了中医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