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孔教是否宗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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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民初孔教是否宗教之争【内容提要】孔教是否宗教，是聚讼多年、迄未定论之问题。1913-1917年，该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曾成为争论之热点，各界要员卷入其中者甚多。该讨论正值社会嬗变、文化转型时期，无论对当时的舆论、政局，抑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这场争论虽已成为历史，但给我们留下了文化建设的历史借鉴，其蕴含的历史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摘要题】思想·文化【关键词】孔教/宗教/民初/思潮【正文】孔教是否宗教，是聚讼多年、迄未定论之问题。该问题在20世纪初的思想文化领域里曾成为争

2、论之热点，各界要员卷入其中者甚多。该讨论正值社会嬗变、文化转型时期，无论对当时的舆论、政局，抑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清末民初康有为等人试图创孔教的实践，近年来有不少专著和论文进行了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迄今未有专题研究充分展示论战的全貌，以至对该问题缺乏全面研究。鉴此，笔者试图全面梳理参与论战的双方、言论及论战之结果，将其置于近代思想史的背景下，充分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揭示隐藏在辩论背后的实质问题——何以该讨论发生在民初？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一1913年8月15日，中华民国第一届

3、国会开幕，孔教会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国会请于宪法明定孔教为国教，因争论双方均将孔教是否宗教作为孔教能否定为国教的前提，孔教是否宗教也因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自孔教会上书国会始，到第二次国教请愿失败终，有关孔教的争论始终存在于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并成为当时主要的思潮之一。为了有助于认识这场辩论，笔者将双方之言论陈述如下。若以赞成、反对孔教为尺度，可将民初思想文化阵营略分为二，前一阵营大致以孔教会成员为主：第一，康有为、陈焕章等孔教会主要领导人，建构了兼具人道与神道，且优于基督教的孔教理论。早在清末，康有为就“致力于将儒学

4、转化为宗教”，随着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康氏着手“将儒学从道德哲学转化为宗教”（注：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89页。），以挽救“国亡教危”的局面。1912年，康氏授命陈焕章创办孔教会，并亲自撰写孔教会序，宣称“中国数千年来奉为国教者，孔子也”，孔教是“人道”教，所谓“太古草昧尚鬼，则神教为尊，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故人道之教，实从神道而更进焉。要无论神道人道，而其为教则一也”（注：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教会序二》，汤志钧编《康有

5、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32-739、733-736页。）。作为孔教会的直接领导人，陈焕章秉承其师的孔教主张，撰写了孔教会的纲领性文件《孔教论》。（注：陈焕章：《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1989年。）在《孔教论》中，陈氏首先指出孔教之精髓是《书经》所谓五伦，《礼记》所谓七教。然“《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是故有神道设教。可见，“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而尤偏重人道”，故“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实可行”。且“野蛮时代之教主，每假托于鬼神”；“文明世界之教主，每趋重伦理

6、，此亦天演之道也”，是故，孔教乃重人道、优于其他宗教之“特别宗教”。其次，陈氏论证“教”之界说，认为“孔教之经传，其确定教之界说者，莫著于《中庸》，《中庸》曰：天命之谓之性，率性之谓之道，修道之谓之教，此教之定义也”。据此“评论孔教，则孔教之为教，铁如山，不可动矣”。最后，陈氏指出孔教具备基督教所具有的宗教要素，诸如教主、上帝、教堂等。（注：陈焕章：《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1989年。）要之，孔教就是宗教。此外，孔教会人士还从征诸宗教的不同定义以论证孔教。如张东荪认为确定“孔教果为宗

7、教否”，“在宗教之定义”，张氏考证康德、斯宾塞、赫胥尼等人对宗教的定义，概括出作为宗教的四要素，而孔教具备此四要素：宗教所谓之神、信仰特质、道德特质、宗教代表之文化特质。（注：张东荪：《余之孔教观》，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5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036-5038页。）又如，张尔田以信仰者之多寡为衡量标准，认为自民国创建以来，“上自开国巨公，下至贩夫走卒，无一敢以非圣诋孔者，此心同，此理同也”（注：张尔田：《孔教五首》，《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因此，孔教是宗教。第二，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及一些颇有影响

8、的传教士也拥护孔教，如俄人盖沙令，英人麦禅原、庄士敦，德人费西礼、卫西琴，日人有贺长雄及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花之安、狄考文、卫礼贤等。其中以庄士敦、有贺长雄、李佳白等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庄士敦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学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孔教固中国原有之国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