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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经济学的道德中性和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的论文摘要:亚当·斯密一生中写过两部重要着作,一是《国富论》,二是《道德情操论》,前者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根基,后者成为道德哲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而前书中利己主义的人性假设和后书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历来被视为斯密经济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互为矛盾的悖论。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出发,探讨了经济学的道德中立姿态和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问题,剖析道德研究在经济学中的科学定位,并进而由对《道德情操论》中四个关键词的梳理,从斯密自身的逻辑阐释了长期纠结学界的所谓“斯密问题”,从而达成了斯密体系中两种看似相悖
2、的人性假设的和谐统一,完成由“自我赞同”向“社会赞同”的过渡。关键词:斯密悖论道德中立价值判断同情心利己主义“非道德”(unmoral)和“不道德”(immoral)的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在一切有关人类自身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领域,价值判断,即“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恐怕都是一个在方法论上难以回避的棘手的问题。研究者总是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作为标榜“公正客观”的研究者,他必须将自己置于一个完全超脱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情境中,隐藏主体的主观好恶
3、和价值判断,以一种彻底冷静、淡漠而超然的心态关照研究客体;另一方面,研究对象——即人类自身——的情感趋向性和行为目的性又逼使研究者必须对研究对象给予最终的实际的道德上的裁决,作出由研究者自身文化传统和道德环境所规范和塑造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历来被视为一门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在现代大多数经济学家心目中公认的观念是,经济学应该成为一种类似于物理学和数学的、由一整套客观严密的演绎推理过程构成的纯粹科学,它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关于“道德中立”大概有两种极端的观
4、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道德中立”,即是“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另外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要求研究者冷静地、不掺入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地对经验事实进行判断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所有研究者都会切身地感受到完全把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从研究对象中过滤出来是何等艰难的一桩事业,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带有感情色彩的价值判断在某些场合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终生努力将经
5、济学科学化的“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但是不幸的是,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主张相左。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逐步摆脱其社会与人文学科的痕迹而迅速地向所谓纯粹科学的目标迈进,这种趋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学廓清了相对准确的研究疆域,但是同时,也使经济学越来越沦为一种数学上的逻辑游戏,它所遭到的批评也是空前的。纯粹经济学的反对者认为,纯粹经济
6、学的理性构造是“纯粹的虚构”,它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关于现实的解释。经济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公理性”的学科,经济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关系非常不同于法学与法律社会学所探讨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的理论预设总是使用类似于“理想类型”的概念,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经济理论所作的假定几乎没有同事实完全一致过,但与之有不同程度的近似”。经济理论与经验事实的疏离态度决定了其方法论上的价值取向,即经济理论总是假定纯经济利益具有决定性的支配作用,而排除政治、文化、道德伦理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而,纯粹经济学从逻辑上讲必须坚持“非道德的
7、评价”,它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现实(即未被人类愚蠢的行为所歪曲的现实)的充分写照”,更不是一种“道德命令(一种有效的规范理想)”,而“只是用于经验分析的一种便利的理想类型”。如果将经济学置于“知识”的分类体系中,那么纯粹经济学应该从属于“存在知识”(即关于“是”什么的知识)的范畴,而不是“规范知识”(即关于“应是”什么的知识),因而纯粹经济学坚持“非道德”评价的根本取向在逻辑上是无可非议的。货币主义大师密尔顿·弗里德曼也许是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最为鲜明的学者之一,他在对肯尼思·博尔丁教授一篇文章的专题评述中,在论及“经济学中的价
8、值判断”时,以斩截而清晰的语言宣称:“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尽管他不否认“经济学的确涉及价值判断问题”,也不否认“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及其结论”。在他看来,“道德中立”并不削弱经济学研究结论在逻辑上和事实描述上的有效性,相反,“道德中立”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