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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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古代通俗小说的学术史已经表明，建设一个完备、扎实的文献基础，对于该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试想:如果没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等目录;没有《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丛刊》（中华书局）等文本库;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系列资料汇编，古代通俗小说研究，恐怕难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正鉴于此，近代小说研究，也应首先建立自己的文献基础，唯其如此，其学术发展，才能获得足够的支持。迄今为止，近代小说

2、的目录，主要有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1954）、王继权等《中国近代小说目录》（1990）、［日］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前两者缺漏甚多（阿英主要是记录自己的藏书，王目则不收翻译小说），后者虽著录的小说数量很大，然亦有明显不足:即多据二次文献编成，未及查核原书，误收误记不在少数;且不注藏处，使用不便。因此，很有必要重新组织团队，在实地调查图书馆藏书的基础上，编撰一部真正完整、可靠的《中国近代小说总目提要》，它应兼收翻译与创作，单行本与连载本，并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与精善的编撰体例。近代小说的文本，目前主要有两套，其一是台湾文雅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晚清小说大

3、系”，凡37册78种;其二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凡79卷405部（长篇206部、短篇199部）。尽管这两套丛书广为研究者所使用，但作为文本资料库，它们的数量仍然有限。故亦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编印更为完备的《中国近代小说集成》，可分为“近代翻译小说集成”（单行本）、“近代创作小说集成”（单行本）、“近代报刊小说集成”（连载本）等系列。凡是单行本均应附以版权页书影;若是连载小说，则可依期刊或报纸为单位分别编排，以便进行相关的专题研究。研究资料方面，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孽海花资料》、《

4、老残游记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等，均曾嘉惠学林良多。但数十年过去了，近代小说研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亟待补入;更为重要的是，除四大小说家、四大谴责小说外，其他小说家如包天笑、陆士谔、周桂笙、陈景韩、损公等，也有编辑资料汇编的必要;甚至若干重要的期刊与报纸，也应编辑相应的资料汇编，如《新小说研究资料》、《时报小说研究资料》等。虽然，上述三项工作均十分繁琐，且工程浩大，但它们事关整个近代小说学科的学术未来，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且要坚守学术原则，不浮躁，不贪功，不做学术豆腐渣工程。只要确立了学术目标，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总有实现目标的那天。二海

5、外·口岸·京都: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地理范畴仔细检阅数十年来的近代小说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探讨的乃是上海的近代小说史。当然，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文化重镇、尤其是近代小说的生产中心（包括编撰、刊载及出版），它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焦点，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如果研究的目光过于集中，则可能会导致近代小说研究失去应有的学术丰富性与完整性。事实上，近代小说产生与流传的空间，十分宽广。笔者认为至少要将如下三个区域，纳入近代小说研究的地理范畴:1.要关注海外。这里所说的“海外”，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中国文人留学或旅居日本、香港、澳门、南洋、夏威夷、旧金山等地时，撰写及发表的近代小说，包括一切与

6、近代小说有关的活动（如创办报刊、开设出版机构等）;其二是指海外人士（尤其是传教士）用中文撰译的近代小说。2.要关注口岸城市，特别是上海之外的口岸城市，如广州、天津、汉口、青岛、厦门、宁波等，研究这些口岸城市近代小说的编撰、出版及流通情况，并进行彼此的比较研究，考察其中的历史共性与区域差异。3.要关注京都以及其他内陆大城市。作为传统文化之象征的北京，虽然近代小说的发展步伐较上海迟缓，也不如上海那么繁盛，但是《京话日报》、《北京女报》、《白话国民报》、《爱国白话报》等清末的北京报刊上，也刊载过许多近代小说，并形成了独特的“京味”小说流派，涌现出损公、剑胆、冷佛、自了生、市隐等一批多产的小

7、说家，值得进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更何况，有了“京都”与“洋场”的对峙与交流，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审视与评估，才会愈加客观，愈加细致。不过，对于中国近代小说史来说，翻译小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作品数量看，翻译小说几乎可与创作小说等量齐观;从产生时间看，近代小说的繁盛，始兴于翻译小说;从实际作品看，晚清的文人并不认为翻译只是一种技术性的语言转换，故翻译之时，往往融入了自己的改编和创造，时曰“译述”或“撰译”;从历史影响看，翻译小说不仅传播了西方的政治社会法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