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友情”与“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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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友情”与“文战”　　2008年，日本学者夫马进针对《燕行录》和通信使笔谈的研究专著《燕行使与通信使》首先以韩文版的形式在韩国出版。在此书序文中，夫马进向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的韩国友人，以及向研究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的韩国学者们致谢。该书出版后获得韩国学术界一致好评。不乏学者称赞该书具有开拓性以及划时代的研究意义。　　2009年，夫马进在韩国某大学演讲时，再一次通过分析《燕行录》与通信使笔谈，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然而，夫马进声称新颖独到的发现却引起了不少韩国学者的反感和质疑。2010年，夫马进著作的中文版以《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为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

2、出版。夫马进此前在韩国所作演讲作为该书第8章《1765年洪大容的燕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以两者在中国和日本对情的体验为中心》被收录其中。夫马进最新研究成果的发表引起了韩国学术界的关注。从2010年开始，陆续有不同于夫马进观点的研究成果在韩国发表。有些文章公开声明是为反驳夫马进观点而作;另有一些文章虽然没有明示写作动机，然而从其内容来看，也不难推测的真实意图。　　中国学界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韩国学者为何对夫马进的研究如此不满?韩国学界又是如何回击夫马进的?我们不妨先围绕夫马进的这篇文章展开叙述。　　一、没有眼泪，就没有情?　　众所周知，朝鲜王朝为外交目的向中日两国派遣

3、使者。派到中国的使者称为燕行使，派到日的使者称为通信使。一般来讲，由于出使国家不同，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在异国的感受以及对异国的观察也不尽相同。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比同时期燕行使和通信使写作的海外旅行记，几乎很难找出相似的体验和观察。　　但夫马进却在《燕行录》和通信使文献中发现了唯一例外。这一例外得自夫马进对洪大容《乾浄衕笔谈》和通信使元重举《乘槎录》的对读。夫马进称如果将这两部海外旅行记放在一起阅读的话一定会对其中出现的十分相似的内容感到惊讶。那么，令夫马进感到惊讶的相似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乾隆三十一年(1766)二月洪大容在即将结束出使之前，与中国文士严诚、潘庭筠等人进行了

4、几次笔谈。当洪大容辞行时，潘庭筠、严诚已是热泪盈眶，情不自已。洪大容认为两位中国士人情感过于外露，告诫他们流泪乃夫人所为，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的。　　基于《乾浄衕笔谈》的上述记载，夫马进提出了新解:朝鲜和中国之间在情、爱情、人情的理解、回应上有明显的不同。洪大容认为文人的理想应该是宋代那样的丈夫和大丈夫的认识。即抑制情与情爱。与此相反，严诚和潘庭筠则认为这种抑制是笨拙愚蠢的。我们不妨说，这两位中国人生活在重视情与情爱的世界里。夫马进将朋友之间离别时的流泪，升华到爱情人情，并认为洪大容和潘庭筠等人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双方成长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　　夫马进将他们围绕

5、情的笔谈称为文化冲突。他认为朝鲜时代的士人一直生活在程朱等宋代大丈夫们的精神世界中。那是一个推崇敬理，主张极力抑制情与情爱的时代。因此，洪大容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似乎是相当注意涵养，并且在居敬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程度修炼的人。　　再看《乘槎录》关于1764年朝鲜通信使元重举、南玉、成大中等人在日本的见闻。夫马进注意到元重举准备离开大阪时，前往送行的京都僧侣竺常等人脉脉无声，泫然涕下沾襟，容止益可观。看到日本人纵情流泪，元重举感到诧异，可怪着情之已深矣。在将洪大容和元重举的见闻进行比较后，夫马进得出如下结论:至少在18世纪后期这一特定时期，中日之间在情的流露方面十分相似，而朝鲜

6、完全不同。此外，夫马进还发现洪大容对情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启程回国之前，洪大容只身一人下帘独坐于昏暗的房间里泪汪汪下。　　夫马进对此解释道:情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享有明显的感染力。当初如此这般批评中国人过情的洪大容本人，不到一个月也变成了过情之人。他甚至认为洪大容等北学派就是最先通过国际交往触发了情的人们，是将情作为实际生活的基础，作为人生的普遍原理给予重视的学者集团。　　夫马进的解读未免会让韩国学者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朝鲜士人一直缺乏爱情人情，而只是在洪大容的中国行之后才开始重视情吗?可以说，正是这种怀疑驱使韩国学者开始重视《燕行录》、通信使笔谈的研究。2010年，Son

7、giddot;序文〉为中心》一文，具智贤通过分析《倾盖集》序文，探讨了当时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态度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倾盖集》的是泽田东江，正是夫马进提到对朝鲜人有着深厚友谊和感情的日本文人。《倾盖集》的内容是日本文人和成大中等朝鲜使者之间的笔谈记录，包含三篇序文，分别由涩井太室、木村蓬莱、关松窗撰写。涩井太室和关松窗是井上兰台的门生，木村蓬莱则跟从获胜徂徕学习。　　涩井太室在序文中写道:韩人之来也，相邀想要，原交一膺者无它，以彼尝己伎，以己试彼伎耳。涩井太室讲得很清楚，日本文士拜访朝鲜使者的主要目的不是友谊，而是想通过和朝鲜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