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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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　　　　一、“为政以德”思想，是孔子为春秋时期新兴的封建领主阶级提出的一条“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路线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当时以齐桓公为代表的“五霸”到“七雄”等诸候强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已有百余年历史，新的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已经初步确立，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促使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使自夏商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天命”基础受到严重冲击，改革在各诸候国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之潮流，周王朝的统治，已从自周穆王起的“王道衰微”沦为摇摇欲坠的境地。这一时期，其实是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来的封建领主阶级的初级革命时期

2、，作为封建领主阶级中的保守知识分子，孔子对春秋社会现实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既看到了周王朝的衰亡已无可救药，更看到了新生阶级的蓬勃生力，而且对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持欢迎态度的，因而他非常赞赏齐相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壮举，对管仲的改革从总体上是加以肯定的，且认为管仲的改革，不仅仅使齐国富强，人民得到了实惠，更重要的是，改革使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社会进步了，因而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称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同上)，对能善用管仲实施改革的齐桓公也大加赞扬，称其“正而不谲”(同上)，同样，对子产在郑国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刑罚改革，也都基本予以肯定，称子产“其行也

3、恭，其事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同上)，真正一个“仁人”形象。所以，当闻子产死时，竟非常悲痛，喃喃而语：“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由此可见，孔子是渴望社会进步，并不反对改革的，对于新的“田赋式”的生产关系也是肯定的。但是，孔子作为一位思想家，他也更加理性地看到了当时新兴的封建领主阶级在同贵族旧势力斗争，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如敛聚民财、权力倾轧、生活奢侈，对百姓的剥削压迫过于残酷等现象，并对此极为忧虑。　　首先，他看到当时诸候国之间的互相吞并战争。其实质是一个弱肉强食般的残杀，其结果，并非能够实现统一，反而使各国人民承爱着战争的残酷熬煎，因此，他反对依靠武力

4、征伐称霸诸候的路线，认为春秋无义战，主张通过“修德养民”的途径，提高综合国力，最终用和平的途径，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所以，他充分肯定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论语·宪问》)的壮举。　　其次，他反对鲁国季氏的加赋，指责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嘲讽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祖时唱《雍》诗，摆天子的威风，批评齐相管仲“不俭，不知礼”等，其实质并非是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地租制度和单纯维护“周礼”，而是反对对百姓过度的赋税，徭役剥削和腐败奢侈的生活方式。　　第三，他反对晋国铸刑鼎的做法，其实质不是反对法的公布和新的法律制度。(周王朝自周穆王起就已有了较为系统

5、的刑罚制度——《甫刑》)，而是他反对晋刑中类似追捕逃跑之人的“董捕法”那样过于残酷的刑罚措施，是他反对虐民，反对严刑重罚，主张“德主刑辅”立场的表现。　　在孔子看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必然的，而且每一种进步，都是以前一种社会形态为基础而自然孕育的，所以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但国家的兴衰，政权的存亡，则主要取决于统治集团是否贤明。认为只有统治集团的贤明，才能够实施“爱民、惠民”、“使民于义”的德政，反之，则实行暴政，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最终丧失政权。所以，对于商汤伐桀、周武伐纣给予了肯定，认为“德丧”，是夏

6、桀、商纣失去天下的根本。同样，对于春秋社会的那场混战，权力倾轧的局面，孔子认为是“礼乐崩坏，天下无道”的结果。为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孔子周游列国，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企图通过对西周社会制度的“改良”(即损益)，为新兴的封建领主阶级开劈一条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路线。　　　　二、“以政为德”的关键是当政者必须具备“圣贤之德”，力主组建“贤人统治集团”　　　　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首先是要求当政者加强自身的德性修养，施行“德政”。在孔子看来，当政者，只有高扬起“圣德”的旗帜施行“德政”，百姓才能受其“圣德”之感召而遵其道，天下自然归于太平。因此他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熟敢不从?

7、”(《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从星共之”(《论语·为政》)；认为统治者欲要正人，必先正己，指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上)　　为了保证统治集团的贤明，孔子又提出了“举贤才”的用人之道和“学而优则仕”的成人之道，并且进一步指正，一个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就必须把“修身为仁”作为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起点和保证，终生“苟志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