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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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论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面相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面相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面相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哲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任何理论所含的‘理论理由’都有普遍性，都可以在普遍作用的析论下，显出其真面目，则我们自然不会说什么‘以外观中’或‘以中观外’了。”（P311）基于这样的认识，劳思光提出了“基源理由研究法”，并以此作为哲学史的普遍策略进行实际操作。在他看来，这种普遍性策略实际上是哲学史家的一套“设准”（postulates），且具有超越于民[

2、摘要]作为学术大家，牟宗三和劳思光以其学术成就从一个方面代表了20世纪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达到的理论高度。两人在解构“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而以符合中国哲学之“自性”的方式诠释中国哲学这一理论关节点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他们所揭示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与以知识论为主流的西方哲学之间表现出了相当的差异，而与以“天人之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之间保持了明显的正向联系。牟宗三和劳思光所分别代表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哲学史书写策略对于面向未来“重写中国哲学史”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

3、究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面相。　　[关键词]牟宗三劳思光中国哲学观中国哲学的特质策略论　　〔〕A〔〕1000-7326（2008）07-0016-06　　　　20世纪，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个从建立到不断发展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祖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在内的“两岸三地”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为了更为完整地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走向，本文拟选择港台学者牟宗三、劳思光二位先生为代表，在此方面作一探讨。其一，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面相由写论文的好帮手.zb

4、jy.提供,.从时间上来看，港台地区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进境主要体现在后半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牟、劳二先生从教、著述于港台两地。其二，作为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大家，牟、劳二先生在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揭示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方面均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他们的学术成就足以从一个方面代表20世纪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达到的理论高度。　　　　一、何谓“中国哲学”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是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之后，国人仿照西方哲学的学科建制于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中国

5、哲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与西方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对于西方哲学的自觉模仿更是使得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基本范式具有更大程度的西方化的色彩。这也正是在世纪之交国内学界反思20世纪中国哲学时，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合法性危机”的基本缘由。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牟宗三和劳思光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批评，并力图通过自己的工作对“何谓中国哲学”的理由作出回答。这就进一步具体涉及到以下两方面的理由：第一，怎样的“哲学”观念对于书写“中国哲学”是合理的；第

6、二，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要回答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理由，一个逻辑前提就是要弄清楚什么是“哲学”。对于这一理由，牟宗三作了如下界定：“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1]（P4）针对全盘西化论者断定中国无哲学的论调，他通过一个类似于三段论的概念演绎论证了中国存在哲学：“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因此，如果承认中国的文化体系，自然也承认了中国的哲学。”[1]（P4）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存在如同“中国文化”的存在

7、一样，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对于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理由，牟宗三一方面从人性活动的角度肯定了哲学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更为强调哲学的这种普遍性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即通过人的限制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之中的普遍性。这种生命和环境的“限制”又被喻之为“通孔”，“每个文化的开端，不管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它一定是通过一通孔来表现，这有形而上的必定性。”[2]（P13）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是“一孔之见”，无不具有与自身特定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的特殊性。通过“通孔说”，牟宗三一方面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存在及其与西方哲学

8、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否定了“以西释中”范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和理由，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1]（P7）这其中显然包含了不同于胡适与冯友兰之“中国哲学观”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有无哲学”的理由上，劳思光没有像牟宗三那样力图通过逻辑推论来得出结论，而是希望通过哲学史书写的实践来消解这一理由。为此，他甚至有意不在其所著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中给“哲学”下定义，认为“一本‘哲学史’并非讨论‘哲学’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