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历史：“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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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像中的历史：“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探析关键词：口述历史电视节目个人化复现重构[摘要]：近年，电视荧屏上兴起了多档“口述历史”类节目，为历史题材的电视传播开辟了新路。来自历史领域的“口述历史”，蕴含了一种全新的治史理念：以第一人称的微观个人史取代第三人称的宏观社会史；以历史生动、感性的一面取代客观、精确的史料。这些主张为历史类电视栏目的个人化、故事化、情感化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但是在个人化叙事中，由于记忆的局限、语言的片面、叙述者自我认同的需求及镜头前的表演欲望往往使得历史的真正意义被消解，而且，在大众娱乐性的需求下，不可靠的史实还成为电视揭秘、煽情的有利资源。此外，历史

2、的再现还会受到社会语境与媒介生产的制约，节目的精英定位也将普通人排除在历史之外。因此，“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并非简单的对过去事实的回顾与描述，本质上它是对过去的一种复现与重构。　　Abstract:Inrecentyears,aneacro,objective,andfactualapproachicro,subjective,andnarrativeapproachtohistoricalpast;historyisnarratedinapersonalizedandvividfashionbyindividualpersonseaningsofhistorybecauseo

3、fthelimitedmemoryandbiasedlanguageofthenarratorayusefalsehistoricalfactsinordertoachievepublicentertainmentpurposes,forexample,toarousecertainemotionsinthEiraudiences.Finally,factorslikesocialcontextsandmediaproductionmayalsoaffecthistoricalrepresentation.Thus,oralhistorytelevisionshoerelyre

4、collectionsordescriptionsof.　　历史生产：集体记忆的复现与重构　　尽管深知“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82-83）但康纳顿仍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的导论中提到：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保罗•康纳顿，2000：3）为此，记忆有了延续和传承的内在诉求。而实现这一诉求，保持记忆的完整鲜活，惟一可能的方式是记忆的不断复现。复现总是要依赖于特定的方式和载

5、体的，在信息社会中，电视传媒成为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重要机制。依据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回顾和描述，还是对过去的重构。所以，任何历史题材的文本都不能被简单的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那么，电视是否在某种社会意义的掌控下，定义何者是“当代或过去重要的人物或事件？”或者，定义“谁是知道过去真相的人”，而授予他们诠释过去的权力？借着这样的口述历史采访所得资料，仍然为男性、主要族群、知识阶层、政治权力掌控者所认知的过去，以合理化某种社会现实？（王明珂，1996）针对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我们可以从个人记忆的当下性以及节目制作的现实需求两个方面来探讨节目对历史的重

6、构。　　首先，在口述历史类的节目中，受访者的讲述具有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在此，被访问者具有双重身份：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与历史文本的阅读者。作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的角色，被访问者更接近于历史对象的历史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历史文本的“行动作者”，它可以对历史对象的解释进行发挥，渗透他的主体意识。同时，被访问者却还具有另外一种角色——历史文本的阅读者。在口述采访中，被访问者更大程度上担任和表现的是其作为历史文本阅读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成分并不是分开的，它们同存于被访者个体之中。阅读者角色常常在影响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角色的正常发挥，因为阅读者身处特定的社会大环境，必然受其影响

7、，显示出讲述的时代性。（陈旭清，2006）在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中，讲述人杨麟表现了以往历史记载中“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大流氓”杜月笙“精通做人之道、有着一身的侠气和一颗鲜明的爱国心”的一面，这与当前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复杂性进行重新解读的社会文化倾向是分不开的。因此，虽然被访问者对于历史对象的讲述是个人化的，但不是无限开放的，而是存在集体记忆、社会语境的制约。个人“自我的叙事离不开自我所属的地方文化体系，该体系内的解释实践自然会对自我的叙事产生影响。”（诺曼•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