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及其待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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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乌托邦及其待解的问题十九世纪初期，黑格尔在《美学》中宣告：艺术不再是真理获得自我存在的最高样式，不再是精神实现的最高需要；艺术在今时代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在其最高的使命上已是一种过去的事了。这段著名的艺术终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有效的。艺术对屈辱的现实的漠视，对艺术真理的偏离，直接导致了它继续生存的危机。多年前，文学从先锋小说开始，表露出了对形式主义策略和技术美学的亲睐，作家不断地把各种不同的生存体验，化解到语词自身的欢悦之中，一度使文学的价值立场变得模糊不清。它的意义在于使中国小说及时地补上了形式的功课，但危机依然存在，每位作

2、家依然面临着如何有力地表达时代的真相，使文学不致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的困难。由于对这一困难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表达，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出现了分化，显示出了各自不同的写作路径，这一点，在余华、格非、北村、苏童等人的长篇中显得尤其突出。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某种外在的形式变化不再是先锋作家用力的主要地方，他们转型后，形式更加朴素，语言更加清晰，对存在境遇的洞察也更加敏感，精神的力量正在日渐加强。这种价值新维度的建立，这种对精神境遇的不懈追索，或许能够为解答艺术为何会走向终结提供新的资源。　　　　１、精神的失重　　　　真正的文学，都是一个时代精神影像的投射与

3、表达，而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其写作向度也必定是建立在对时代精神本相的陈述上的。先锋派作为一代力图保持生存感悟的作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深入地与当下的生存同构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都可以拆解出一个深度空间来，它们的深度追求即，用技术或故事表现出当下业已遭受破坏的世界图景。这是一种疏离传统美学规范也疏离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表达。虽然，我们正处在走向零散化、世俗化、机械化的平面社会，但是，像《呼喊与细雨》、《活着》、《欲望的旗帜》、《施洗的河》等小说仍然坚持了精神的孤寂性，坚持了对终极价值的追问。这些为数不多的能真实地传达出生存消息的作品，是

4、我们读当代文学最留连忘返的地方。　　先锋小说究竟多大程度上出示了我们时代的精神本相呢？对这一问题的拷问，有利于我们把这块土地上的灵魂所面临的真切景象裸呈出来。这是一个缺乏希望与神圣的时代，物欲膨胀与秩序消失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存在的隐匿。这令我们想起海德格尔在诗人荷尔德林身上所找到的根本隐喻：神的缺席。他说：“由于神的缺席，那给世界的基础的地基隐匿了。……没有地基来支撑的时代悬于深渊之中。”(1)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时代境遇，当下似乎正以激越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周围。特别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危机正在不知不觉地被转换到物质危机与情欲危机

5、上面，它直接导致了一些作家由精神体验向世俗体验的转移，使得很长一段时间来，日常生活经验在当代小说里不断滋长。　　基础地基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我们时代的精神成了无根之物，失去了重量。这时，我们的生存仿佛进入了一种零度状态，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衡量人性砝码的轻与重了。这正是我们所要正视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境遇：深度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断裂，主体的零散，精神价值的非中心化与不确定性等。在后现代主义消解策略的围剿下，我们的生存似乎已没有任何秩序、任何规范必须遵循，也没有一个神圣的终极需要凭依，我们面对的只是商业文化与肉体自娱的增殖，它与文学的艺术良知是相

6、对抗的。这是一种蚕食人类生存地盘的社会情境，一个贫乏的时代，生命正被非生命的事物所吞吃，精神也正被非精神的事物所代替。我们固有的完整的生存图景业已破碎，似乎再也找不到灵魂的栖居地了。这就是现代人精神流浪的基本景象：在还乡的途中，恐惧和绝望大规模生长。正如《圣经·创世纪》所载，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后，面对耶和华的惩罚，他发出了哀告：“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哲学家萨特的一句著名断语“他人就是地狱”暗合了该隐的这种境遇，它在现代社会是有象征意义的。　　精神一旦离弃那个家园，同时也就面临着被异化的危险，其中，技术的单方面发达正好充当了这个

7、杀手，因为技术的冷漠性许多时候在不知不觉加深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至今已形成一个危险的局面：物质不断丰富，精神却日渐贫乏。物的高度膨胀，使我们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的权利越来越让位于技术时代的产物：电脑，建筑物，电子游戏机，摇滚乐，MTV,批量生产的文化快餐等。每个人都热衷于金钱、技术与性，很少有人关心自己的心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世界不断地以欲望的形式呈现，直至最终把每个人吞没。　　我们进入了真正的商业时代，经济这一杠杆正在重新调整我们的社会结构，并取代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技术和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从而导致人们的精神追求旁落在经济大潮中，暴露出经

8、济这“第三只手”的隐在面目：在满足人性深处欲望的同时，将人异化为物。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若不置于于人的精神的管理之下，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