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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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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近代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历史过程,包括整个社会的若干层面,但基础是经济,即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辐射若干学科领域,题目或称谓也多种多样,如“某某现代化”、“资本主义萌芽”等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以“传统时代”同“现代社会”的空间对峙为基点的现代化理论与研究,还是可以推敲的。笔者以为还是以经济形态的演进,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认识近代化的基础较为贴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Hicks)的《经济史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起源及其在经济发展史上的意义,成为专业经典,也启
2、发后人的科研思维。本文以商品经济思想作为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关键来进行比较研究,除受前人启迪之外,也基于笔者长期的学术思考——商品经济思想不仅按到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主脉,而且抓住了历史更迭转型进程的枢机。主要依据是——第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流、联系、与交换活动的增强,打破分散、隔绝的传统经济形态,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必要基础。第二,商业利润的获取,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商人或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业的专门化和商业组织以及专业商人的出现,动摇传统体制的社会基础。第三,随着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指令或习俗经济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瓦解传统社会的经
3、济基础。第四,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入,促进了财产权利、法制观念的变迁,终至政治制度的创新,以鼎革专制体制的统治基础。第五、市场促进分工,而分工拓展市场,商业活动的频繁,促进了人身依附或固着地域关系的松解;从业者身份地位的改变,不仅有利于自由劳动力的产生,而且改变着人们的职业伦理观念。行业的规范与职业的伦理以及从业者的自律,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第六,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类型,其“看不见的手”需要健全的法制制约和普适的伦理约束,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相辅相成,故而在经济思想中往往表现为两者的密不可分。或许还可以列举出一些内容,但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及其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行业及其从
4、业者,这些在传统时代与步入近代是有很大差异的,成为经济思想尤其是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经济观念的重要标识。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之密不可分,不仅表现为转型时期前后不同的商品经济思想,更重要的是凝积于经济学的学理根基及其发展轨迹之中,换言之,两者在经济学的“母体”中就是相互关联的,这也是本文的选题与立论的学理佐证。笔者曾就中西方经济学术的发展以及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①一般认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年3月9日出版《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其实,斯密1751至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先后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含伦理学)教授,在伦理
5、学讲义的基础上,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颇得好评,临终前还出了第六版。博学的斯密一生中出版的主要专著即此两书,而两书的关系历来亦为研究者所注重,包括名家埃里克·罗尔(EricRoll)、约翰·雷(JohnRae)和熊彼特(J.A.Schumpeter)等。熊彼特在名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介绍当时的道德哲学主要由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及政策学(分为经济学和财政学)构成,而斯密的两部书“都是从一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难怪马克·布劳格(MarkBlaug)等主编的较权威的专业工具书《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将斯密首先界定为伦理学家。经济学说史上的“斯密问题
6、”实质也是针对斯密上述两书看似矛盾的论点的,无论结论如何,斯密的经济学有其伦理学根源是可以肯定的。或许现今人们可以将“经济学”解析成数理模型与公式系数,这大概与“边际革命”分不开。笔者特别注意到边际主义代表人物威廉·斯坦利·杰文斯(erofPoliticalEconomy),即著名为《富国养民策》。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的数理化并非完全割断其伦理关联,直至近年,“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还不断受到质疑。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Sen)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1](P1)作为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
7、的经济思想史,应重视伦理观念的研究,这里的伦理即经济伦理。具体到转型时期的商品经济思想,其注重工商业者的职业伦理,实质即所谓“商人精神”,这在东亚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意义。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核心问题有“三大教条”之说——“重本抑末”、“重义轻利”与“黜奢从俭”;而日本传统社会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本末”、“义利”、“奢俭”等同样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本文的“问题意识”正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因为商品经济思想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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