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文化的乡土社会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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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中国文化的乡土社会之根寻找中国文化的乡土社会之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与历史学便开始出现合流的发展趋势。前者主要强调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学视野，后者则突出历史学研究中的人类学视野。而无论人类学或历史学，二者均有必要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形成多元开放的方法论自觉心态，以期更好地逼近研究对象的真实，开拓出新的探讨领域，扩大文化史认知的范围。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研究视野已不再局限于代表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在人类学与历史学交叉方法论的启迪下，最能体现百姓日常生活的小传统，也受到了学者的广泛重视，并积累了不少具有学术典范意义的新成果。　　小传统或乡民社会研究成果的日益增多，当然也与各地大量

2、民间契约文书遗存的发现有关，而同时采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方法对相关材料加以认真解读，显然也配合了交叉研究的国际学术发展新趋势。易言之，采取新方法以研究新材料并获得新成果，不仅意味着传统中国社会将会因为新材料的发现而获得更加深入全面的分析与检讨，以国家为本位的固有史学叙事方法将逐渐获得有效的修正，而且象征着大批拥有新的研究范式的一流学术成果将会陆续问世，与立体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相应的中国史学将继续扩大或加深其认知范围和研究方法。故特以清水江文书为例，略陈管见如下。　　一、从小地方看大历史　　清水江文书是继徽州文书之后，新近受到重视的系统完整的民间契约文书宝藏。其数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种类之

3、齐全，价值之突出，堪称苗、侗、汉各族人民世代积累的文物瑰宝，民间档案二、民族地区的内地化转型　　清代雍正年间的开辟苗疆，乃是震动王朝国家朝野上下的一大国是问题。倘若借助整体的历史观来进行判断分析，显然不能局限于非常态的军事征剿一端轻下结论，而要着眼于政治统治、人口迁移、族群关系整合、经济结构变迁、礼俗风规调适、象征符号扩大等多方面的展开分析讨论，看到军事开辟作为苗疆再造整体历史进程极为重要的一环，实际只是中原与边疆或汉族地区与非汉族地区长期复杂互动的极端化做法，最终则不仅意味着当地发生了由非郡县制到郡县制的巨大国家化政治转型④，无论生界熟界都先后纳入了象征或实质意义上的标准化地方行政制

4、度，原有的新疆很快就转化成了与中原地区差别不大的旧疆，同时也说明当地发生了从化外之地逐渐变为化内之地的内地化深刻变迁①，无论经济生产或习俗秩序都杂入了越来越多的汉文化因子，从生苗到熟苗再到国家编户的身份转换已缩短了汉夷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一内地化的变化发展趋势，从国家边疆政治策略看，便是苗民渐可变而为汉，苗俗渐可化为淳，边末遐荒之地尽变为中原文物之邦[7]，故兴起文教，为抚绥边荒第一义[8]14。所谓圣朝教化之久，诸苗无异于民的大书深刻②，虽不免官方取向的自我夸饰，但也不能完全视为无谓虚语，说明国家尽管拥有必要的合理或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权力，但毕竟以仁政或教化等非暴力的社会秩序建构活动为

5、长策。民非刑罚之所能胜，要在以教化堤防之[9]136，显然既是朝野上下多数人的共识，也是长久经营治理边地的经验总结。大体而言，开辟苗疆之前，苗人聚处一隅，同环千里。雍正、乾隆中开设六厅，即所称新疆者。六厅外境为熟苗，输租服役，稍类编岷；其居六厅深处不与租役者，则皆谓之生苗，盖均有虞时三苗之裔[10]81。所谓六厅深处不与租役者，即不隶版图，不奉约束的化外之民。自黎平府以西，都匀府以东，镇远府以南，皆生苗地广袤二、三千里，户口十余万[1]。可证生苗主要聚居于新疆六厅即八寨厅、丹江厅、清江厅、古州厅、台拱厅、都江厅汉化较晚的山区深处，熟苗则分布于新疆六厅之外汉化较早的平坝区域。而黎平、都匀

6、、镇远等府作为汉文化较为集中的重镇，也发挥了由熟苗而生苗渐次辐射或传播儒家价值的作用。姑不论城乡或汉夷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别，即在苗、侗民族文化圈范围内，亦形成了二元性的社会结构特征，最终则随着汉文化的传播，逐渐缩小了相互之间的差异，朝着复合型的文化演变方向发展转化。　　生苗与熟苗的区别，当然与国家力量渗透或进入的早晚密不可分，是政治化的开发时间的早晚转换成了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差序格局，可以从中寻绎出大量的国家与地方复杂互动的历史信息。也就是说，生苗与汉民属于差异极大的民族文化群体，熟苗则介于二者之间，显示出亦苗亦汉的族群文化特征，折射出两种文化因子互摄互融不断整合的有趣文化现象。因而反过来

7、我们也可以将空间分布的差序格局转换成国家政治力量进入的时间落差关系，力求获取涉及政治与文化多方面内容的空间与时间相互诠释的可靠答案。但无论如何，苗疆的开辟仍启动了生界或生苗的内地化发展进程，体现了与王化进程同步的汉化变迁发展趋势。易言之，开辟苗疆既引发了民族关系格局的新变化，也刺激了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再组合。但整体看，当地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仍极为突出，由交流融合催生出来的文化已具备了明显的复合型特征③。尽管国家身份认同与华夏世胄身份的建构大体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