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词研究与“新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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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诗词研究与“新国学”现代诗词研究与新国学　　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究竟如何确立新的国学模式，或者说，王富仁教授所倡导的新国学究竟有无历史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有什么启示？我们觉得，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对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中寻找答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透过新国学的视野来重新看待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我们的文学史观念有所革新，一些死角也渐渐纳入学者的视野，但毕竟还有一些尴尬。现代学人的旧体诗词即现代诗词就是尴尬中的尴尬。已有的研究无论是从角度来说还是从力度来说，都远远不足以发掘这笔宝贵财富的全部价值

2、，为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确立身份更是迄未定谳的。　　现代诗词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萌芽时期。主要是从研究作者生平的角度或从作者生平的角度对一些旧体诗词进行研究，而那些作者又主要限于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国家领袖或文坛旗手。　　自觉时期。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旧体诗词的漠视开始受到质疑，一些论者开始为旧体诗词的人史呐喊；同时，也有一些论者持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并与之进行了辩驳，从而引发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与争鸣。　　发展时期。随着旧体诗词创作队伍的扩大和刊物、团体的增多，旧体诗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传统格律是否具有生命力、应坚

3、持旧韵还是提倡新韵等问题的探讨为前导，现代诗词成为诗词爱好与创作者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人的视野交集，争论的焦点在现代诗词的文学价值与魅力、现代诗词之于现代文学史的身份确定及其发展前景等问题上。肇始于20世纪末的国学热更使一些热衷传统文化的人参加到讨论中，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以证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网站和颇为优秀的网络诗词作者，且作者中不乏中青年。　　纵观现代诗词研究的发展历程，仔细甄别不难发现，研究队伍大抵有三支：　　其一为专职现代文学研究者。　　其二为诗词刊物、团体的组织和参与者，其中部分具有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　　其三为

4、新兴的传统诗词爱好者，其特点是纯然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利用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而并未或很少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观点。　　值得玩味的是这三支队伍在研究现代诗词时，绝大多数只在各自的领地立论，极少跨出势力范围发表见解。新兴派属典型的不求闻达类，尽管多有精辟见解，但并未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充分重视。专职现代文学研究者和诗词爱好者大多是自说白话，根本谈不到相互之间的交流。前者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熟悉很利于现代诗词文学品格的研究，但一些研究者由于专业的局限，古典文化修养相对薄弱，影响了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后者不乏精通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艺术者

5、，但对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文学革命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意义了解有限，立论难免有失偏颇。文学传统中的一些弊端积重难返，而一些论者无视新文学缔造者所面临的巨大文化惯性及与此相关的不过正不足以矫枉的策略，径直得出新文化运动割裂文化传统、盲目偏激不加分析等结论，如：　　五四之际，学人倡言礼教吃人。发其偏激之辞，以为一部廿四史灯下读之，字缝中只跳出吃人两字。古来典章制度，伙矣！时有损益，穷则变，变则通。有其吃人一面，亦有其生人一面。有其弊，亦有其利；有其过，亦有其功。自辩证法视之，固当如是。历史事实，亦如是也。倘若只是吃人，吃

6、数千年，炎黄子孙当已靡有孑遗矣，尚有中华民族与人民共和国乎？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是时传统诗词，倍受歧视，遑论诗之教矣？　　类似的论调往往沦为意气之争，从而使不同研究队伍里的研究者更加难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　　现代诗词实际上大抵有三重身份：个案研究史料、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　　作为个案研究史料，现代诗词（尤其是那些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所创作的）的研究已有基础。从这一角度关注现代诗词的，大多是将其作为考订创作主体生平履历及交游，或探索内在思想发展轨迹与心态的一途。我们能见到的现代作家诗词研究专书，除因意识形态原因而形成

7、的千家注鲁以及不同版本的郭老诗词外，其他一些注本，都是对特定作家研究有素的学者著的，如王立鹏的《王统照诗词注评》、丁茂远的《茅盾诗词鉴赏》、张桂兴的《老舍旧体诗辑注》等。由此可见，现代作家旧体诗词的研究最初是作为作家生平研究的一部分被学者重视的。这些研究者对作家的生平相当熟悉，因此在阐释时往往能够较好地把握创作背景和动机，对作品的今典也多能有所发明。但也不难看到，由于专业的局限，在对传统格律诗这一形式及其特有艺术手法的把握上，还存在着局限。因此出现了评述不当、注今不注古等不足之处。　　作为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作品，现代诗词是

8、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受到重视的。尽管郁达夫的诗词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受到重视，但毕竟因研究观念的开放程度等原因，直到80年代初才作为乡邦天，沉沉墟里令无烟。哦诗直拟陶元亮，误落尘中忽卅年。令当为冷字。　　上述错误固然是错误，但并不影响立论，而下边两例则不然，而且显系作者之误。　　203页引《寓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