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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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正文】李重庵：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几位专家，就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座谈。文化是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政府，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一直在不断提高和深化。总的来说，我国的文化建设主要经历了三个台阶：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认识到经济中的文化成分，认为文化搞好了对经济建设有帮助。文化是为经济服务的，在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没有。第二，党的十五大系统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这将文化提升到了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是一大进步，但

2、在具体工作的安排上，文化仍扮演着拾遗补缺的次要角色。第三，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在执政理念上的体现，更使现在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从更深层次上看，我们搞发展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后，人的发展主要是文化问题。所以，随着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逐步深化，对文化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当然这还不够，对文化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3、中，如何落实文化建设。比较而言，目前经济和政治这两件事情，关心的人比较多，而文化的位置或状况相对较弱，乃至让人觉得有些忧患甚至危险。我们国家如何能够几十年、几百年按既定方向稳步发展下去，和平崛起，除了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保证外，大概从深层次上长期起作用的还是文化。前两者在一定时间和形式上都总是动态地发展变化，但在心灵深处，融化在人血液中起作用的仍是文化。中国13亿人口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致力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恐怕最根本的依然是文化。但这一方面我们觉得很空、很苍白。平时看不出来，但若碰到一些考验的话，觉得还是不可靠。如果将来“三条腿”有一条腿

4、比较软，并由于这条腿使整个大局受到影响、损失的话，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文化方面。大家对这方面问题有何考虑，以及对新时期、新阶段文化建设的大政方略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谈谈。希望大家在宽松的环境中充分交流，畅所欲言。　　　　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化问题杨义：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文化问题。一个现代大国如何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形象和旗帜，大国的学术、文化应该是什么样?我认为应该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化问题。我曾经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文化工程”，实际上是“人心工程”，涉及到一个民族如何形成一个价值共识的问题。一个民族有没有价值共识，十分重要，它是体现综合国力的

5、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工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它也要和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相联系，和我们文明的发展程度联系起来；文化工程还有一个人群素质的问题，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不是在素质上下工夫，而是在一些形式上下工夫。另外，理性思考和创造能力，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文明要有原创性(即创造能力)和共享性(即一个民族共享的程度)。一种文明创造出来，不为民众广泛接受不行，但是光讲共享性，不讲原创性也不行。我们要形成一种用原创性带动共享性，以共享性培育原创性的体系。在原创性的问题上，文学理论界多年来一直认为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怎么创造出一种中国的话语来，一直

6、困惑了我们百年。实际上从王国维、鲁迅到钱钟书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但我们自己并没有认识到。同样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中国的学者认识比较深刻，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发展下去，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创造的心理欠缺的一种表现。在如何树立对原创性，对文化创造、文化专利权的尊重方面获得共识也很重要。如美国的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体”，认为当宗教衰落时，靠印刷术的流行形成一种民族国家的观念。但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决不是这样。我们几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写作，我们“四书五经”这种核心经典的确定，或者是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文官考试制度，还有汉族和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这样

7、一种文化重于种族，在碰撞中融合的历程，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个血与火的实践共同体。像这样的问题，范文澜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研究和提出过。斯大林当时讲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问题，而范文澜先生却敢于提出，中华民族的问题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在当时应该说需要很大勇气。但是现在的学者思考外来的新观念时，自己却没有建构一个开放的、平等的对话舞台，而是采取一种完全照搬的姿态，往往不因时因地因人因研究对象而异，那么它是否可以不经调整就适合中国?哪些地方可以借鉴，哪些地方应该超越或扬弃?比如当前文学界关于“现代性”的问题，这在西方也没有

8、统一的看法，那么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是否需要按照西方价值观论定我们自己的实践?仍需要我们作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