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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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内容摘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

2、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L.编辑。关键词：中国哲学；合法性；主体性；形而上学；创新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是在郭店楚简研究、经典诠释学以及儒学的普世价值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哲学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愈来愈多地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冲击和挑战。这些冲击和挑战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下逐步浓缩并进而凸显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即“中国哲学”作为当代学科体系中“哲学”的一个

3、分支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众所周知，“合法性”是一门学科进入当代学科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不具备“合法性”，那么，它将被拒绝在当代学科体系的范围之外。可见，“合法性”问题是事关“中国哲学”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出于自我辩护和重新定位的需要，中国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围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在此，笔者也谈一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为中国哲学的定位和研究走向再提供一个视角。一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学术范

4、式完成的，其标志是由传统经学模式向现代哲学模式的转换。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国人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等一批学人以中学来附会西学，以期达到对于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进而促进国内政治、社会和学术思想的变革。其后的胡适、冯友兰等学者承继了这一文化理路，他们在其良好的西学基础上，努力会通中西学术，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哲学史》等著作，从而建构起“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在这一学科的建构及其所标志的中国现代哲学的模式转换中，西方哲学的学术范式毋庸置疑地始终处于主动

5、的和支配的地位，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被处理的材料。因此，作为中西哲学会通成果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虽得以建构起来，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自身的“问题意识”及其“内在结构和旨趣”极有可能被埋没或牺牲，其本来面目和固有意义亦可能被“肢解”而“面目全非”。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依靠引进“哲学”观念及其规范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否具有“合法性”自然就成为了一个问题。由此观之，“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似乎导源于胡适、冯友兰等人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努力。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准确。纵观整个哲学史便不难

6、发现，“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由来已久，如今我们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有时“中国哲学史”竟被视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从目前可见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产生还可以从认识论角度进行分析。我们知道，在作为“历史地建立起来的信念”的经学学术解体之后，新的“信念”并未及时有效地建构起来，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了意义迷失和价值缺失的状态之中。按美国当代思想家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的理论，这种状态可称为“认识论危机”。麦金太

7、尔认为，要建构新的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项是提供整套系统性和连贯性的全新解决方案；另一项是对原有传统之无能的根源做出准确的说明；第三项是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与传统之间的某种基本的连续性。[10]（p472-481）就此分析，胡适、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的“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以及相继的“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基本上满足了第一、二两项的要求，但是，因为“新理学”与“新心学”对西方哲学系统和概念的“移植”使得其所代表的“中国哲学”未能建构起与传统之间的“基本的连续性”，因此未能满足第三项条件的要求，从而导致了中国思想近

8、一个世纪来的“认识论危机”。[10]（p477）正因为如此，不仅是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中国哲学史”，而且包括作为意义阐释基础的“中国哲学”在内，均未得到主流的西方哲学界所承认和接受。在西式话语系统笼罩全球的今天，“中国哲学”的学科身份及学者在此框架内所进行的辛勤工作不被既是哲学故乡又是当代文化中心的西方承认和接纳，这不免使人感觉失落和沮丧。作为一个成建制且拥有基本范式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