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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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freelacIntyre）的

2、理论，这种状态可称为“认识论危机”。麦金太尔认为，要建构新的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项是提供整套系统性和连贯性的全新解决方案；另一项是对原有传统之无能的根源做出准确的说明；第三项是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与传统之间的某种基本的连续性。10（p472-481）就此分析，胡适、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的“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以及相继的“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基本上满足了第一、二两项的要求，但是，因为“新理学”与“新心学”对西方哲学系统和概念的“移植”使得其所代表的“中国哲学”未能建构起与传统之间的“基本的连续性”，因此未能满足第三项条件的要求，从而导致了中国思想近一个世纪来的“认识论危机”。

3、10（p477）正因为如此，不仅是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中国哲学史”，而且包括作为意义阐释基础的“中国哲学”在内，均未得到主流的西方哲学界所承认和接受。在西式话语系统笼罩全球的今天，“中国哲学”的学科身份及学者在此框架内所进行的辛勤工作不被既是哲学故乡又是当代文化中心的西方承认和接纳，这不免使人感觉失落和沮丧。作为一个成建制且拥有基本范式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但是，在上述“时代背景”和“认识论危机”的双重挤压下，尽管由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转换构成了中国学术近现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无论从学科建设还是从意义承担来讲，“中国哲学”都远未在中国人的文化谱

4、系和精神生活中建构起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相对应的地位。今天，“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像冰山浮出水面一样“醒目”且“刺耳”，它所引发的学科危机让一些学者感到了忧虑和不安。一些学者对争论中隐约表现出的某种试图否定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哲学学者在“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的倾向表示不满；另一些学者则担心争论的结果会动摇“中国哲学”的学科基础，并进而对作为一项学术事业的“中国哲学”的前景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的学者干脆以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伪问题”而采取完全拒斥的态度。但是，冷静地思考下来便会发现，“合法性”问题所引发的这种忧虑和不安其实是中国哲

5、学学科发展与创新的一种自觉，也就是说，它所标志的不仅不是一种颓废和无奈，反而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一种觉醒；这种觉醒表现为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形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更是对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和意义阐释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所谓对“中国哲学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是指当代中国哲学学者透过“合法性”危机意识到了以仿效西方哲学而建构的“中国哲学”的思想表达方式不仅束缚着“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叙事方式，而且也阻碍着中国哲学思想之独特性的有效表达。“中国哲学”是依照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和基本范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很多来自西方哲学的术语、方法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的

6、内在组成部分，故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扮演主角的不是“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中表现着明显的“主体性”，而“中国哲学”本身却表现出明显的“受体性”。毋庸置疑，中国哲学学者对此现象的“觉醒”意味着要改变简单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式来“剪裁”中国哲学思想材料的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摆脱因一味地照搬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梳理中国学术思想所导致的中国哲学特性丧失的困境，从而破除西方哲学话语霸权对“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进而在逐步消解“中国哲学”“受体性”的同时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要消解“中国哲学”的“受体性”从而建构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7、是一项艰巨的时代任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改变“中国哲学”的“受体性”境况绝不能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如果我们真想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钳制，最佳的办法就是自创新哲学理论和哲学典范，否则将终究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因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所主要指向的并不是由对传统思想文本进行解读而形成的“中国哲学史”，而是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群体研究产品的“中国哲学”。或者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其说它指向的是近百年来学人对“中国哲学”学科的探索，不如说它指向的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群体未能承担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