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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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毫无疑问，文学的文化研究倾向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首先，它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倾向”。众所周知，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在“反映论”的理论框架内，人们十分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重视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文学和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的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于一种矫正历史的原因，文学的审美性特别地凸现出来，更有甚者则完全否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所谓的用文学的“内部研究”来代替文学的“外部研究”也似乎因势利导地占据了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开始淡

2、薄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更是被拉开了相当的距离。相反地，文本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如讲形式，讲结构，讲语言，讲隐喻，讲叙事方式等等。人们呼唤着这种“真正的文学批评时代”的到来。平心而论，这一文学研究的勃兴毕竟打破了以往文学研究的沉闷状态，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划地为牢，圈定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围，毕竟不是完全正确的发展方向。文学终究和社会历史文化有着无法割断的血脉联系。这样，经历了近10年的探索，似乎在穷途末路之时，回归到文学的综合研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其次，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兴起有着文学自身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前，

3、人们对于文学概念的理解实际上是相对单一的。人们只是把它限定在纯文学（或曰雅文学、严肃文学）的范围内，因而文学研究也就被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确实，那个时代是纯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处在整个社会的中心。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等一系列引起社会轰动的热闹景观，就可想见当时纯文学的辉煌。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当经济这一社会发展的杠杆真正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时，文学一下子跌到了社会的边缘。而在文学本身内部，纯文学的社会影响每况愈下，愿来为文学研究者不太重视的

4、通俗文学却日渐繁荣，加上以大众化、通俗化为自己主要发展方向的电子媒体文化介入文学，加剧了文学通俗化的进程，作品越来越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代之而起的是日常的大众话语。凡此种种和80年代注重于纯文学“内部研究”学者的愿望相背离的文学现象，显然和他们在开着历史的玩笑。于是，顺应历史的潮流，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来透析文学的研究趋向就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再次，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有着来自域外的强大推动力。新时斯后，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常常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为自己的参照坐标。在80年代，我们是向西方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理论

5、批评学习和借鉴。匆匆十年过去，再向西方一望，人家早已走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转向了“外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一“转向”是和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和文化现象吻合的。正如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所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1]这就是弥漫于西方学术界的所谓“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我国的学术界看到了西方这一思潮中的许多合理的

6、因素，因而迅速地移植过来，促成了文学的文化研究在我国的东方化趋向。文学的文化研究在我国的兴起应该说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也是合乎我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的。但是，在这里，有三个学术界线是有必要厘清的。其一，我们上面所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历史的“回归倾向”，并不是说要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文学研究模式之中去。过去的文学研究虽然是把文学和社会历史文化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但那是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进行的狭隘研究，甚至是在行政的号召和指令下进行的研究，与真正的学术研究无关，与真正的文学研究无关。而现在所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则

7、是在一种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思想束缚的前提下进行的综合研究，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所进行的一种研究。其二，我们上面所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术倾向，是以西方学术规范为参照对象，但并不是说我们和西方是走在同一文学和文化起点之上。实际上，我们和西方是走在两个不同的学术层面上。钱中文先生说：“当前在我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的总体研究不同，是在外国‘文化研究’影响下形成的，带有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它扩大了我国的学术话语，显示了学术的进步，但在切入现实真正存在的重大问题方

8、面还有较大距离。在当今欧美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应面向现代性诉求，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与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可以吸收某些后现代性因素，但不会被主要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所替代。”[2]笔者完全赞同如是观。其三，文学的文化研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萌生和发展起来的研究倾向，面对的是崭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