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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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内容摘要讨论和反思文化研究的及物性问题，是考察时代文化本质的核心内容。真正及物的文化研究应该面对具体文化实践，包容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双重视域，并在文化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中生发问题意识、生长出理论实践性。　　关键词文化研究人心文化及物文化实践　　作者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北京：100089）　　　　《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L.1期刊登了张光芒先生的文章《人心文化的异化与畸变当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批判》

2、（以下简称张文），批判性地提出当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人心文化命题。张文指出，中国当代文化某些本质规定以及文化深层结构已发生了复杂变化，并对以往的文化研究范式及其阐释有效性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有效考察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本质，就必须揭示人心文化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内在规定性；考察人心文化的异化和畸变形态，以推动对当下物质文化和体制文化的重新理解，对道德文化、伦理文化、价值文化等逻辑机制的重新发现，以及对于民主、自由、平等等现代性价值谱系的深入辨识。［1］张光芒先生提出人心文化命题，并在反思文化研究现状

3、基础上，力图彰显当代文化的生活、内心、个体维度，以期重建当代文化之根基，对审视和剖析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现实与时代本质带来了富有价值和启示意义的思考，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有可商榷之处。由此引出笔者感兴趣的两个问题：人心文化命题理论有效性的限度何在？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　　人心文化的内与外　　张文指出，人心文化是指哲学上人性结构的变异与特定时代、特定现实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相交织而形成的一个文化范畴，因此，它与人性变化或者国民性畸变所形成的人性文化层面也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2］这一关于人

4、心文化范畴的界定将人性/人心结构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奠基于社会生活现实之中，同时又将社会文化心理拥入人心文化的怀中，社会生活现实与社会文化心理，一外一内、相互交织，应该说作者对于人心文化的范畴界定是辩证和深刻的。然而，在对于当下人心文化深层结构的具体阐释和剖析中，人心则被确立为根本：一方面，比体制更复杂的是人心，比体制更糟糕的是人心，比体制更具决定性力量的也是人心［3］；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之士，极大的问题在于，明于体制而陋于知人心［4］。那么，人心文化命题凭借人心密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洞穿纷纭复杂的当下文化

5、之谜呢？对该问题的追问，则应该指向对社会文化心理的考察。　　谈起当下文化现实，不论是范跑跑、杨不管、打酱油，抑或动车事故、毒奶粉、拆迁自焚等等，大概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感喟就是所谓世道人心之叹了。这种感喟可以约略视为社会文化心理的日常生活表述。最早明确提出社会心理范畴者要归于普列汉诺夫，他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原则性论述基础上，将这一范畴定位为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性范畴，虽然其界定并不明确，但内涵清晰：社会心理属于社会结构的要素之一；决定于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等；包含

6、社会文化心理。由此推论，人心文化命题虽专注于人心，却脚踏大地，离开了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等在内的坚实基础，其对当下文化现状的考察便失去了现实性。张文关于人心向背的畸变、整体性文化心理机制的畸变即恐惧心理的渗透和弥漫、以及人性/国民性内在结构的畸变即庸俗主义人性结构的定型化的阐述，其有效性根基正在这里，如其所言：当我们说当下的人心向背是背对正义而朝向不公平、是拜服于权欲和贪婪而放弃反抗和个性的时候，实际上也就同时提出了一个文化土壤的问题。没有这种深厚且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文化土壤的坚固支撑，一个或一些个体

7、的私欲是难以堂而皇之地横行于天下的。［5］然而事实上作者的这一立场并不牢固，而是表现为某种游移和矛盾，择其要者有二：体制文化手段论；文化个体原罪论。　　在张文看来，表面上扑朔迷离的文化现象原本只是表象：这一切与体制无关，与组织无关，只是有一颗人心要这样做，那一颗人心需要这样的结果，所以，复杂的面相都是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的手段。体制永远只是手段，而人心却是根本。［6］好的体制固然可以被坏的人心所利用，以捞获一己之私利，然而，如果认可人心文化的现实基础对于其内在意蕴的规定，那么无视体制本身的基础性存在，也

8、就使坏的人心失去了存在的可理解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改革开放走到中途的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当下文化现实而言，体制难道真的永远只是手段、无足轻重？就建设性角度来说，体制的确是而且只是手段，人以及人心才是根本，马克思也谈到一切通过人，并且为了人，文化实践同样如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好的体制被坏的人心所利用恰恰表明了体制本身亟待解决的问题，并通过问题的解决堵住人心所屡屡觊觎的漏洞，而这正是现代政治制度设置的基本出发.L.点之一。可以说，缺失现代制度与体制建设，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