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种意义上讲哲学是西方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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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何种意义上讲哲学是西方的？论文.freelarken）以及1959年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Unteralisierung），这一点早就为胡塞尔所揭示，后又为海德格尔所强调。4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存在学”或“哲学”的“形式”特性。通常把形成于希腊的几何学和逻辑学视为典型的“形式科学”，其实人们往往忘记了另一门根本性的“形式科学”，那就是“存在学”，或者说，是“存在学”意义上的“哲学”。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是从他的“存在历史观”和“存在－语言”思想出发来立论的。而在二十世纪，也有一些西方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从各自的角度思及这个“存在－语言”的维度，从

2、而为海德格尔的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别处已经有所讨论，但在这里还想作一个概括性论述。5二十世纪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邦文尼斯特（Benveniste）指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十范畴”乃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状态的观念反映”。这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范畴是建立在希腊语言的基础上的。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J.Ger）亦认定，希腊语言有以下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体现在语言使用中的“范畴”；二是“存在”观念的根本性意义。6由此足见“存在问题”和“存在学”对于西方欧洲文明的独特性了。谢和耐并且进一步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汉

3、语思想和文明的特殊性。谢氏指出，虽然印度思想的道路不同于希腊的道路，但它也是建立在一整套语言学的范畴之上的（梵语也是一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是特别重视“存在”观念的；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国文明了，中国文明是建立在一种与印欧语言系统完全不同的“语言模式”之上的。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它既没有“语法”范畴，也没有表示“存在”的系动词，因而在汉语思想中没有形成超越的“存在”观念。我们也知道，汉语中的系词“是”是晚出的，大约出现在东汉末年，而这就是说，在汉语思想文化的成型时期（即先秦时代）根本还没有这个“是”；而且，汉语中这个晚出的“是”又是从指示代词（“这”）转

4、化而来的，完全不同于印欧语言中经过不定式的抽象而形成的系词“是”。这在语言学研究上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定论。在这里，最根本之点恐怕还在于：即使在经过“语法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化”——之后的现代汉语中，系词“是”的作用也并没有像印欧语言中的系词那么重要，或者说，它也没有获得印欧语言中的系词所具有的全部语法形式功能，当然也还是不能体现与名词性的“存在”范畴的形式联系的。——语言的本源性是难以离弃的。还有一位现代语言学家约翰纳斯·罗曼（J.Lohmann），原为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教授，更明确地从“存在学”角度对汉语与印欧语言系统作了深入比较，并且得出

5、一个结论：中国（汉语）传统思想文化中没有“存在学差异”（OntologischeDifferenz），不可能形成“存在学”。罗曼认为，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存在学差异”是明确地体现在语言结构和语法形式中的，而在汉语中则不然。在古代印欧语言中，名词和动词是由词根与词尾组成的，词根表达概念内容，词尾表达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所以，在名词和动词形式中就表达出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反映了所谓的“存在学差异”，即存在与存在者的“逻辑－存在学上的差异”。而在汉语中，特别是在古汉语中，词类的界限是不清楚的，概念与客体之间的区分是模糊不清的，也没有形成印欧语言中那种“主－谓

6、”陈述结构（也即系词的不发达）。因此，罗曼认为，汉语中没有形成西方－欧洲式的“存在学差异”。7上面列举的几位欧洲语言学家、汉学家都算不上严格的哲学家，根本也不能说是海德格尔的信徒。8但显然，他们是有思想的语言学家，与作为思想家的海德格尔处于一种“近邻关系”中。他们都与海德格尔一样，深入到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最根本的问题中去了。在真正意义上讲，只有西方－欧洲的文化才是一种“哲学文化”。但这样一个断言并不是在“种族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目光里下的，而毋宁说是一个“反种族中心主义”的断言。因为特别是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个断言始终是与“哲学批判”紧紧在一起

7、的。有必要指出，说中国（汉语）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或“存在学”，并没有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更不是说古老的汉语文化没有自己的“思想”。“哲学”与“思想”是两回事。况且，在我们今天这个多文化交往的世界化时代里，“存在”问题也已经呈现为现代汉语思想的一个课题了，西方的“哲学”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中的一门基本的“学”了。语言论思路的开拓是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一大成果。这在学界已属不争事实。近一些年来，我国学者对所谓的“语言论转向”亦津津乐道，多有宣扬。不过，这条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论思路的世界性意义仍有待我们进一步去体认、揭示和实现。在我看来，它在文化

8、学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多元语言文化视野的开启，一种“非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得以逐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