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大众传播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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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我国大众传播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第二，内容限制。对大众传媒传播内容进行限制是世界各国大众传播法律规范的通例。我国在规范出版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的行政法规、规章中都规定了限制内容，最集中体现在《出版管理条例》第26条、第27条规定。　　第三，对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限制。对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限制包括对有关媒介社长、总编辑(编辑)任职条件的限制、对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的限制、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任职条件的限制、记者证和记者站的管理。.L.编辑。　　第四，重大选题限制。重大选题是指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内容，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外交、宗教、民族等敏感问题会产生较大影响的选

2、题和其他需要宏观调控的选题。如《出版管理条例》第20条规定，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的年度出版计划及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备案；涉及重大选题，未在出版前报备案的出版物，不得出版。　　第五，涉外活动限制。大众传播活动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为了确保这种活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我国行政法规、规章对我国与国外、境外合作的大众传播活动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包括对外来机构和人员的限制，以及对外商投资传媒产业的限制等。　　二、我国大众传播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建

3、国以来，我国的大众传播法制建设在经历了初步尝试、基本停顿和逐步展开三个历史阶段后，大众传播法律制度在不断健全，大众传播法制建设在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并积累了许多有益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表明，我国的大众传播法制建设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大众传播法律制度设计中对公民和媒体表达自由权利的保障不够充分。因此，加强我国大众传播领域的法制建设，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培育良好的法治环境　　大众传播法律制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整个国家法治环境的塑造。大众传播法律制度最核心的问题是解决表达自由的保障和限制问题。大众传播活动中，无论是对表达自由的保障，还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4、，都离不开法治。哈耶克认为，对公民个人自由的保障和限制都只能依赖法治的力量。　　一方面，法治意味着一切权力(包括行政权力、立法权力、政党权力)都要接受法律的制约。另一方面，法治还意味着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而在中国，由于公民的守法意识差，缺乏关注社会的长远和宏观眼光，行使权利时带有利己主义的心理，致使自己在行使权利时往往不愿受到法律的限制。因此，在中国，对表达自由形成威胁的，一方面可能来自公权力的侵害，另一方面可能来自私权利的滥用。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整个国家法治环境的培育，只有在法治的环境下，权力的行使和权利的享有才能被纳入既定的理性轨道。　　2、加强

5、对大众传播领域里表达自由的保障　　我国现行法律对表达自由虽然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但这种保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不够，不能为新闻媒体和个人行使表达自由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最重要的是这种保障缺乏有效性，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缺失对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进行保障的专门立法，致使现行宪法对表达自由的保障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无法实现。⑨二是缺乏对涉及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的立法和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司法审查制度，致使公民、法人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表达自由权利受到侵害或阻碍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因此，制定以保障表达自由为核心内容的相关专门法律和相关司法审查制度，是解决目前我国

6、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保障问题的根本路径。　　3、促进大众传播领域中政策的法律化　　政策通常是指政党、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准则。政策的法律化是指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通过法律来实现政党、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政治目的的行为。在我国，政府的政策必须和党的政策保持一致，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法律与执政党政策的关系。一方面，宪法明确规定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现行宪法第5条也规定，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党的政策的法律化是我国目前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秩序的

7、内在需求和规范转化的必要方式和过程。同时，与法律相比，政策的制定一般缺乏严密规范的民主程序，内容规范性少，从这个角度来说，政策也要法律化。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大众传播立法的不完善，大众传播活动主要依靠政策来进行调节，政策自身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公民表达自由的行使，所以，我们在加快大众传播领域立法的同时，应该重视大众传播政策的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