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 台湾故事怎样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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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永祥台湾故事怎样讲下去2012年9月24日，摄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图/本刊记者梁辰钱永祥1949年生于兰州，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旁及动物伦理学。著有《在纵欲与虚无之上》等，译有《学术与政治》、《动物解放》等。他还是一位动物保护者。　　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几乎是一座亚热带植物园。主干道两旁种的大王椰，笔直、俊秀、参天。钱永祥穿过这里走向办公室，偶尔会想起台大的椰林大道。　　那是1960年代末充满自由气息的台大，殷海光先生就住在学校附近一条小巷深处，巷口杂货

2、店门前常有便衣警察走动。钱永祥说，1970年代初校园里的保钓运动最先是受台湾在美留学生的影响，随后才有哲学系陈鼓应、王晓波等青年教师主办的“民族主义座谈会”，才有钱永祥的被记大过处分以及随后的被“请喝茶”、被带往警备总司令部关押6天，这是震惊中外的“台大哲学系事件”的一个小前奏。　　就在受访前一天，钱永祥走在近两千台湾市民参与的保钓游行队伍中。采访过程中，他的妻子、《联合报》副总主笔兼副总编辑王丽美两次打来电话询问现场细节。　　依照思想界标签分类，钱永祥大致属于自由左派。“台湾的现实逼迫我成为自由主义者。李登辉时代晚期，台独的势力非常强，民粹

3、主义高涨，1990年代，在一个座谈会的场合，我才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在那样的环境里，讲自由主义是有意义的。”　　他告诉我：“自由主义本来就有很多左派的东西，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双生的，都是启蒙型的。我要做的，就是把自由主义的这一面挖出来。西方也在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是不是可以比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做得更多一点？”　　钱永祥与大陆的右派左派交往都密切，但常常两面受击。比方谈到“文革”，自由派觉得他居然有一点肯定，一定是昏头了；而左派的全面肯定，也让他觉得过了头。“我对左派的想法很感兴趣，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在这个时代不可能出现了。真正的左派就是西方的

4、右派，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对压迫。”　　有人评价说，在寻找好的价值方面，钱永祥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对第三种道路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75年留学英国时结识了王凡西，那位写过《双山回忆录》的托派领袖。　　“我在英国鬼使神差就认识了他，我们住得很近，前后有几年，几乎每天来往。我在台湾长大，从没碰到过这些老革命，王先生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出生在那个年代，念过北大，留学莫斯科，后来开除出党……一个活生生的近代史人物。王先生特别谦和，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钱永祥找出一张泛黄的脆纸片，上面写着：王文元，字宇仁，2002年12

5、月30日下午2点，逝于里兹医院。　　托派到底是什么？钱永祥说，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就是在列宁主义之下的反斯大林主义。问题是，在列宁主义之下，能不能反得彻底？列宁主义仍然只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可不可有不同的政党？马克思当年认为，这个可以有。问题演变成：在列宁主义之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够到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我还要下功夫去想。”钱永祥抱紧双臂坐在很小的办公室里，瞪着大眼睛，有一种猫态。他是5只猫的“爸爸”。台湾人有岛民意识　　人物周刊：为什么现在大多数台湾人对政治心灰意冷？是政党轮替带来的吗？　　钱永祥：民进党是一个底气很

6、足的政党，至少在陈水扁时代。他们有一个理想目标，有外部内部的敌人，还有非常强的“我们”的心情，这三者加在一起，底气很足。他们是以改革者形象出现的，比较有攻击性，也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有理想，无私。但陈水扁弊案一路下来，对台湾社会真的是一个打击，至少大家认识到，在以改革为宗旨的一个政党里，还是有人的问题。　　大家对政治人物要求得比较高，但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克林顿闹出性丑闻，法国总统、总理，每个人都搞了一大堆不好看的事情，但全社会总有一个衡量。关键你不要太装，表面上摆出那种道德优越感，并用来打人。所以现在大家对政治人物多少有一点怀疑，对他们会多

7、一些监督，而且对于以改革为诉求的领袖的信任度也在下降。我觉得台湾今后不大可能会像20年前那样，轻易把理想寄托在某个政治人物身上了。这就是学习。　　我自己有一个观察，你说民主一定会带来什么很好的结果吗？我相信是有，不过那要看每个社会的状况。但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好处是，民主是一个集体学习的机制。每经过一个大事情：天灾人祸，社会内部的严重冲突，或者对整个社会前途的不确定性，所有的这些事情被大家共同经历――有足够的信息，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有交流的公共平台，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虽然你不见得接受。通过这些互动，整个社会的人都在学习，慢慢地累积下一些心得

8、，沉淀出一些经验，慢慢变成大家能够分享、共享的一套知识。　　而现在的国民党是一个底气不足的政党。它有历史包袱，本身没有很明确的方向感；内外也有敌，但它不敢讲，所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