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与宪政：中国人权思想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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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权与宪政：中国人权思想的产生一、中国人权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初表现形式是民权1、中国古代重民思想不是人权观念中国社会在进入近代以前，经过了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创立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然而，总体说来，中国古代先哲们精心雕琢、缜密论证的思想体系都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统治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与近代民主制度相契合的人权观念，这一结论性的评判不仅得到逻辑的证明，而且是既往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归结。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古代虽然不具备人权发端的客观条件，却存在着产生重民、民本思想的

2、丰厚土壤。的确，中国古代以重民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本思想是相当宏富的，中华民族先哲们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文化典籍《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词句：“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从此，重民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主旋律，这种重民思想的典型表述是被人们反复引证的儒家的两段至理名言，即亚圣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正是由于对“民”的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难以计数的“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以德和民”的主张及措施，甚至有人提出：“夫民，

3、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民”的推崇可谓是颇费心机了，他们不但将“民”提到了重于国家、重于君主的高度，而且将“民”摆在了重于神的位置，基于此，当代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实质上是对人的尊重，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是中国人权思想发生的直接依据。对此，本书作者以为不然，中国古代以重民为基础的民本思想表面上与现代人权思想类似，其实本质上二者无涉。之所以这么说，理由如下：第一，重民思想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重君”而不是“重人”。重民思想表面上是要求君主应该施惠于民，要求君主在社会生活中重视

4、民众的作用，为此，统治者不惜以“民贵君轻”自我标榜。但实际上，这里反映出了中国传统统治术的的高明，历代君主深深懂得“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道理，表面上标榜重民，实则为了用民，所谓“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因此，重民思想完全是在认识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前体下，以“民贵君轻”之名，行“君贵民轻”之实，这里的“重民”，是君主重民，是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重民是一种手段，落脚点不在群体意义上的“民”，更不用说个体意义上的“人”，重君才是唯一目的，这种重民思想立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在于君主，而

5、不在于民众。第二，重民思想关注的重点是对君主权力的维护，而不是对个体权利的保障。维护（国家或君主或统治者）权力与保障（公民个体）权利是社会生活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后者更为根本，更是目的，但所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理论基点仅以君主权力为源，而忌讳谈论个体权利，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共识。正是由此决定，重民意义上的民本思想与人权观念虽然有某些“貌合”之处，但彼此间的“神离”更为根本，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如果说民（人）权与专制是相互对立、水火难容的，那么，民本与专制则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民本所倡导的‘重民’

6、、‘爱民’与神化君主、君权的关系如同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要求君主实行法治，尊天、敬德、爱民，一方面又要求臣民的驯化，绝对服从，尊君、敬祖、孝忠。尽管历史上有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十分关心民众的利益，民生的痛苦，但却并没有体察到民众的权利。”因此，重民意义上的民本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中国传统中国社会批判的武器和政治评价的标准，但对于统治者来说，“民为邦本”的认识至多具有某种警示作用，什么时候自己权力不那么稳固，什么时候才会想到民的作用；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至多提供了劝谏统治者不要忽视民众最基本利益要求的微薄资源，一旦势位者忽视民

7、众利益，士大夫除了劝谏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的办法；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谈不到任何具体权利的保障，更不用说从个体出发尊重基本人权了。2、近代民权思想是中国人权思想的逻辑起点（1）西方人权思想参照系与近代中国民权概念的使用人权与专制有着水火不容的价值追求，当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将构成这个社会的基本分子称作“小民”、“草民”、“丘民”，并且自认为自己的权势统治天经地义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人权观念，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造成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不知道权利为何物，因此，在整个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人权意识，甚至很少找到“人”与“权

8、”的字体连接。中国人权思想的萌芽只能到近代社会中去寻找。然而，当我们把思路指向近代中国社会时，理智告诉我们必须赞同伟人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先进的中国人自1840年以后一直是“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的确，当满清帝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仍然蹒跚于封建专制的穷途末路时，西方社会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