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明史馆馆臣的史学思想

《论清初明史馆馆臣的史学思想》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论清初明史馆馆臣的史学思想《明史》之成，享有高誉，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数《明史》“最为精善”［①１］。这是学术界历来所公认的。《明史》所以能成为官修正史中的佼佼者，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时日之长、政府之重视等是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诸编修官认真负责、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官修史书，历来讥之甚多，刘知几在《史通》中揭发其有五大弊病，主要是人浮于事、敷衍塞责、不敢直书、义例不明、缺乏史料等等。梁启超则讥之为“大抵凑杂成篇，漫无别择，故所成之书，芜秽特甚”［②１］。然而，明史馆的史臣们却努力克服了官修史书的这些弊病，他们

2、把修史视作一项庄严神圣的事业，分工协作，相互讨论，“晨入申出，甘心事业，参之群书，是非衷之公论，文章质之同馆诸贤”［③１］。仅是著成专文，发表自己对史书编修见解的，即有汤斌《明史凡例议》、《敬陈史法疏》、《本纪条例》，潘耒《修明史议》、《上某总裁书》，徐乾学《修史条议》，朱彝尊《史馆上总裁七书》，王鸿绪《史例议》，施闰章《修史议》，沈珩《修史议》等等，还有大量讨论《明史》编修的有关书信，至今保存在这些史臣们的文集中。系统阐发明史馆臣的史学见解，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评价《明史》，同时也可考见清初史学思想之变

3、迁。一、“国不可以无史“，将史学视为“明著法戒，垂训方来”的经世之学《明史》的编修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初开史馆到康熙四年（１６６５）重开史馆，因政局未定，两次开馆，收效甚微。第二阶段，自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再开史局，大规模组织班子修史，至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基本完稿。第三阶段，自雍正元年（１７２３）续修至乾隆四年（１７３９）正式刊刻。在这长达九十余年的时期中，第二阶段的四十四年可谓是《明史》成书的最关键时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

4、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四、“职任欲分，义例欲一”潘耒在《修明史议》中说：“自唐而上，史成于一人；自唐而下，史成于众人。成于一人者，为之愈难，其书愈善；成于众人者，就之愈易，其书愈不能精。刘知几之论五不可，吴缜之纠谬八条，其言利弊详矣。”而成于众手的官修国史最易产生的弊病是职任不明，体例不统一。为此，番耒明确把“职任欲分，义例欲一”作为《明史》编修的二条原则。他说：“史文备各体，作者无兼才”，一个人的才学都是有所侧重的。这就需要“因能器使”，“各因其长而任之”。历史上修史分工合作较好的，如唐修《

5、隋书》，以魏征等撰纪传，长孙无忌等撰志，而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则由这方面的专家李淳风承担。宋修《新唐书》，本纪欧阳修主之，列传宋祁负责，天文五行由刘羲叟主之，兵志礼乐由王景彝主之，百官方镇由梅尧臣主之，也是各有侧重，职责分明。特别是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使刘贡父撰前后汉、刘道原修三国至隋、范淳夫修唐至五代，“皆妙极天下之选，各因其长而任之”。如今《明史》编修，参加人员之多，前所未有，更应“博求才彦，因能器使，职有专司，则人之心思萃于一途，而易为精密”。潘耒接着指出：“大凡作书，最重义例。……今为史亦宜先定规

6、模，发凡起例，去取笔削，略见大旨，何志当增，何志当裁，何传当分，何传当合，先有定式，裁笔者奉以从事，及其成也，互相雠勘，总其事者，复通为钩考，俾无疏漏舛复之失，乃可无憾。”否则，若义例不相统一，则“畛域既分，彼此不相通贯，如昔人讥《唐书》传有失而纪不知，表有讹而志不觉，而《元史》遂有一人立两传者。”可见，职任分明，义例统一，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谓“分则众目之有条，一则大纲之不紊”。在对待史书体例方面，朱彝尊也许更为重视。据载，当时明史馆已开局一个多月，却还未见统一的编写体例颁示，朱即上书总裁，畅论作史

7、先定体例之重要性。他说：“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谬。譬诸大匠作室，必先以规矩，然后引绳运厅，经营揆度，始可无失尺寸也矣。”如果说，仅仅是强调作史应先定体例，那么，朱彝尊的这个看法是并无多少新意的。因为在史学史上，已有许多史家多次提出过了。彝尊观点的新意之处，乃在于他能更进一步指出，史书体例应“本乎时宜，不相沿袭，随时而变通”。也就是说，要善于创新，不能墨守成规。而这一论点也是他在总结历代史书编修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他说：“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班固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已不

8、同于司马氏矣。范蔚宗书无表志，后人因取司马彪《续汉书志》以为志，又不同于班氏矣。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又如汉唐宋也有封禅之礼，而作史者不必效《史记》立《封禅书》；德星庆云，嘉禾瑞麦，不绝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齐》书而立《符瑞志》；班史《古今人表》、欧阳修《宰相世系表》、《辽史》“游幸表”、《金史》“交聘表”等，都是创新；《史记》列传有《滑稽》、《日者》，《五代史》有《家人